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系列讲座第4讲在京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於梅舫应邀主讲“康梁师徒与近代文化转型的架构”。

　　“中国文化的近代之变，既是中国历史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时也是延续至今、影响深刻的重要时代课题。”於梅舫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中，存在着类似于芯片运作的底层逻辑，成为熔铸新旧并在中国主体上生出文化新叶的文化“架构”。康梁师徒的异同，大体体现了近代中国处理新旧、中西以熔铸新文化的方式与架构之裂变。

　　随后，於梅舫对康有为的学术本源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表示，“两考”当中的疑古以更新经典的方式，多受朱熹影响，为中国自身更新文化的“传统”方式。经学与中国文明关系深刻，近人多接受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此说背后有一前提，即古代中国相对封闭，需有西方的冲击才有近代化的可能。事实上，经学虽是中国古人的价值、意义、伦理准则，具备长远的稳定性，但在经学内其实不断融入新知，不断进行“新文化运动”，其深刻丰富程度远超后来人的认知。

　　於梅舫提出，康有为可谓近代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心以疑古辨伪的方式（朱子即如此）以铸新经的思想家。他通过运用刘歆伪造经典之说，在立“真经古本”的基础上，“恢复”孔子改制之的“微言”而别于《四书》的“大义”，树立以公羊学“孔子改制”之义传承为核心的道统。这便与朱熹集注《四书》别出于《五经》、序列“道”的传承、确定新义理的精神一贯相通。对于“改制”之义的诠释则具有一些“民权”说的时代特色，显示出康有为因应时代议题的新取向。

　　相比于康有为，梁启超几乎抛掉了经学的架构，以“新民”为核心，融汇中西新旧思想资源形成新学，铸造匹配民族国家的伦理与道德。梁启超创办的取之程朱所释《大学》“新民”之义的《新民丛报》，基本脱离了康有为的印记，而为梁启超一人之杂志，同时又照应康门与革命党，可以相互协调而不至于决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宣称以“学术”取代“宗教”、以“国报”取代“党报”，宣告建设“新中国”的时代正式来临。

　　於梅舫总结说，康有为有铸经（旧瓶）成新学（新酒）之取径，梁启超则一开始即以破除孔教经典为开始，以国家学说为圭臬，扛起了道德与学术的革命旗帜，开启后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路径，同时提出固本之说，以尽力维系本民族本来的地位。从康梁师徒所分别代表的两种近代文化裂变转型路径，可以窥探今日在文明交流互鉴背景下推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议题。

　　近代史研究所科研人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参加活动，并与於梅舫共同探讨了清末康梁成学立教的理路与革命派之关系、梁启超兼容中西学术的理念底色等重要议题。

　　（左承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