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爱慈特意跑到我原来住的交道口北二条和我们念过书的女二中等地方给我照了相片来看。真的是变得不像四合院了。
我们住的房子解放前原来是个私人医院叫道济医院，是原来天津市第一医院院长万福恩的房子。北京北城多住达官贵人，小四合院精巧舒适。我们院的门房本来就有窗户对着外边，进去前院有个砖砌的福字的影鐾。左边是个侧院，里面有北屋俩间，东屋俩间。正院里北房三间，东屋七间，南屋五间西屋三间。公私合营后国家留给房东的房子只有两套北屋，和东屋两间。
里院北屋三间和东屋两间，后来卖给了田教授。田教授解放前是个穷孩子，教会送他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建筑材料学院教书。每天早上吃的都是面包抹黄油，请了个邻居来帮着洗衣打扫，她的衣服要洗的洁白如雪。文革时他们学校红卫兵来抄他家，把田大妈的香水摔到院子里，香了两个月。因着学校没有正经上课，他们就自己把外孙子外孙女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家里学习，我记得他们让那个女孩背中药书的草药配方，每天教他们英文，文革后这个没上过中小学的女孩愣考上了社科院的一个研究所。还把好多中医书翻译成了英文。后来他哥哥和她都到了美国留学。
至于万家留下的小院，文革时被房产局的人占了，万家女儿万芳文革后来过一次想要回房子去，也没要成。
里院住过富大妈，是个旗人，来了客人都是行旗人的大礼，他帮万家看房子，收房租，后来得了肺病，死在那间现在是理发馆的屋里。
南屋住过一个在北航工作的张姨，她家过去很有钱，富大妈说她的学位是买的，她一直单身，家里存着解放前买的挂面很像现在方便面的样子，锅也是日本式的，刚解放时还老供着祖宗牌位，后来让出了两间南屋和小后院西屋。
文革期间，南屋搬进了一家工人，媳妇和公公打架就扔东西，后来把公公赶会山西老家去了。她家的儿子抄家时正是中学生，没少跟着瞎胡闹，他爸爸开始趾高气扬，后来也被关了些日子，说是贪污还是怎么地。她家孩子多，每天吃窝头咸菜，不知怎么就成天哄着田奶奶，后来把田奶奶的那些洋式大衣柜都搬到她家里去了。
我家从50年就一直住东屋，有一间原来是浴室，抽水马桶，所以铺的是瓷砖，改成了住房，屋子里总是很潮。文革后我们盖了个小厨房，后来装了土暖气，我的大侄子和我的孩子们也在那里长大，后来母亲去世就给了侄子住着，再后来他和一个在六院工作的人换了房，那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院子的西南角是厕所，每周有淘大粪的背着大木桶来掏，夏天就是臭气熏天了。后来大街上修了公共厕所， 才干净了好多。
西屋原来住的是朝阳医院的中医针灸大夫，很有名，姓李，报上登过他治静脉炎很有一套。李大妈也是大家闺秀，吃食堂的年代大家不许做饭，都要上邻院的街道食堂吃，她可没少受苦，怨言最多，后来文革时被赶到了四川，以后就不知怎么样了。
她走了又搬来了一家姓李的住，他们家老爷子的姥爷是皇上的御厨，他们家光是小磨就好几个，磨杏仁的才丁点儿大。喜欢养花，养鱼，院子了种满了夹竹桃，石榴，仙人掌等。 他做饭是真不错，教我做打卤面，拌凉菜，就是不一样味。一说起吃来就滔滔不绝，一骂他儿子就是：“小子，我吃的东西你见都没见过！”。 后来家里的条桌，胆瓶，果盒等都被收破烂的买走了，要放到现在就真是古董呀。他们家现在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李先生在北京市蔬菜种子公司工作，开始帮我们张罗调回北京就是他，他和中国农科院蔬菜所有联系，后来正好农科院有200个名额，姑父落实政策，都赶到一块儿了，我们就都回来了，先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蔬菜所在林学院给了我们一间房，就搬走了。
看到这些照片，院子里乱七八糟的，我找了些老照片，原来的样子都没了，老人也没了。了。再说胡同里六院宿舍在我家斜对门。居然盖起了高楼。这在美国真是不可能的事。这里城市都有建房标准，一层楼的社区绝不可以盖二层楼，怎么会把个好好的四合院胡同变成这样。 以前胡同里有个美国长老会的教堂，1955年被政府收了给了第六医院，成了病房，着了一次大火，我们女二中的学生都跟着去救，烧掉了不少病例，还好没伤着人，就是在那张去电影院的小胡同北口上，现在也盖了大楼。表妹说就我们家那块儿还没拆迁，我就该感谢了。
这条胡同解放前是个小市，有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像这里的跳蚤市场，到54年还有。后来就没了，刚解放时还是土路后来成了沥青路。胡同东口是北新桥大街，离雍和宫，国子监都很近。
我在女二中上的中学，在二条北边隔两条胡同的方家胡同，现在大门的样子没变，后门对着国子监和孔庙，我们一下课就跑到国子监（首都图书馆）去看书做功课。但是现在学校名字成了方家胡同中学。女二中在我们毕业后搬走了，在东直门盖了楼和苏联小学对着，文革时改名反修中学，后来又改了别的名字。全变了，2001 年北京市的中学校长们来这里读硕士，还有女二中的校长，她也感慨， 现在的女二中不再是光有女生了，也不叫女二中了！
北京，你还要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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