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微许久的浦发银行，正在尝试“重新做人”。
从去年7月，浦发迎来新任行长谢伟，“一正五副”管理架构正式成型以来，浦发似乎焕然一新，在普遍承压的银行业爆发出勃勃生机——
2024年交出近五年最好的一份成绩单，归母净利润增速颇为亮眼；
股价涨至11.63元，是近五年的相对高位，年内涨幅合计5.25%，处于行业中上游。
2024年业绩说明会上，58岁的董事长张为忠意气风发，称“让市场看到了一个再出发的‘新浦发’”。
5月7日，浦发再度发布公告，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刘以研到龄辞职。刘以研2006年进入浦发，既经历过“对公之王”的辉煌时代，也见证了其走向没落，是一员老将。
一切迹象都在表明，“旧浦发”正在逐渐远去。
但在光鲜的表象背后，是羸弱的风控、低迷的净息差，和暴增的重组贷款。“旧浦发”的阴影和包袱，其实从未真正卸除。
浦发费尽心力，把自己打扮成了最好的样子，但最后的结果，能否如他所愿？
刘以研，在进入浦发前曾任交行长春分行副行长，进入浦发后当过个金部一把手，主持过人力工作，也曾在浦银金租干过董事长，在三个截然不同的业务条线摸爬滚打，业务能力可谓多元，个人履历可谓繁杂。
但回顾历史，在其担任主管风险条线的副行长期间，风险管控成效并不如人意。
2016年常被视为股份行座次变动的分水岭。一边是招行靠着零售和财富管理蒸蒸日上，中信靠着对公基本盘策马奔腾，另一边，小微信贷资产滑坡让民生银行深陷“失去的十年”，而成都分行前无古人的775亿元违规放贷大案，更是将浦发拖下神坛。
此案在当时因其规模和恶劣程度轰动一时：
比如成都分行大量客户为矿产企业，在2014年的经济下进行中，竟然成为“零不良”分行，更加荒诞的是，从分行到总行，竟无一人觉得离奇；
比如客户经理指导客户买壳造假，贷出去的钱兜兜转转，又成了沉淀的存款；
你能在其中看到许多金融犯罪的影子：空壳授信、越权审批。沆瀣一气的包庇，复杂迷惑的业务逻辑……彼时浦发的手法之大胆激进，至今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此后为求追赶，浦发又在2017年发力零售业务，以信用卡为支点，猛做规模，结果不良大爆发，再度陷入困局。
即便是近几年，浦发也是监管名单上的常客。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浦发被监管部门“点名”15次，2022年，浦发更是以64张罚单，超6000万元的罚没金额位居股份行首位。
展业激进是一方面，重大风险事件频发，则与监管缺位有关。诚然，业务发展与风控口径间的平衡是银行经营始终绕不开的难题，风控让位发展，也常是大多数股份制银行的选择。
但风控形同虚设至如此地步的，在银行业并不多见。疏松风控的结果，就是在浦发迷人的财务数据下，潜藏着汹涌暗流。
2024年，浦发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6%，自2014年来首次下降至1.4%以下。重组贷款规模为369.32亿元，占贷款比例不到0.7%。
看似不多，但同比2023年8.64亿的重组贷款，暴增4275%。
更离奇的数据，出现在2024年半年报里。根据注释，如果按照《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下称《办法》）口径计算，重组贷款余额是28.06亿。
换言之，2024年下半年重组贷款激增341.26亿，增速1316%。
《办法》借鉴了巴塞尔委员会在2017年发布的《审慎处理资产指引》，后者明确了不良资产和重组资产的认定标准和分类要求，旨在增强全球银行业资产风险分类标准的一致性和结果的可比性。你可以认为对风险资产的认定更为严格和细致了。
尽管重组贷款并不一定等于不良贷款，但试想若不加大重组力度，浦发的不良率又会作何变化？
诚然，将浦发的资产质量问题全部归因于刘以研身上有失公允，但本应对资产质量负责的副行长，反倒在任期内屡出重大风险事件，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浦发在公告中仍称其“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刘以研仍赞誉有加。这算不算一种讽刺？
首席风险官“不给力”，反映的深层问题，是浦发在人事任命、决策路径等企业治理上的短板。
相比起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浦发颇有城商行的风采。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其董事长人选，常带有地方国资，而非银行从业背景。
纵观浦发银行的股东架构，第一大为上海国资，第二大为中国移动，前者确保其能获得上海本地的诸多基建业务机会，后者能帮助其联系更多对公业务资源，是为“对公之王”崛起的基本盘之一。
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国资背景带来的深远影响，一是高管任命的市场化程度不足，二是在战略制定和选择上常常错过最佳时机。
2000年以来，浦发银行共经历6任董事长，任期在5年以上和以下的人数各占一半，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浦发董事长变动之频繁。
变动频繁的原因，是董事长上任之际大多年事已高，已经或即将要退休。比如金运，任期不到一年半就退休的原因是“基于上海市有关部门对市属企业主要领导的退休年龄有统一规定。”几乎是刚上任就要退休。
这本身就会对银行经营战略的连续性造成一定影响，更何况董事长们大多并非银行出身，本身在经营层面也许并不专业。
导致的结果，一是可能无法及时规避风险。不管是在2012年钢贸圈危机，还是近几年地产行业风险上升，浦发都义无反顾地一脚踩进深坑。
二是可能无法及时抓住机会。2017年选择发力零售这一方向本身没问题，但彼时招行、平安都已经逐渐确立起零售业务领先优势，吃到市场红利之后，浦发的转型战略才姗姗来迟。
本就是后发者，还指望大力出奇迹，殊不知银行客群需要持续运营才可形成护城河，某一业务的风控更是需要精耕细作才可精进，在金融业，大力出奇迹是行不通的。
直到2023年底，相对年轻的建行原公司业务总监张为忠空降执掌浦发，才似乎跳出了董事长人选“不专业”的怪圈。张为忠本就有公司业务经验，浦发此举，或为重新激活“对公之王”的强势基因。
这一任命的效果还算显著。尽管2024年浦发公司存款总额下降0.44%，但浦发对公贷款总额为3.5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500多亿，增幅11.11%。
效果不止于此，须知建行向来以科技金融见长，张为忠走马上任后，浦发提出了“数智化”战略，其中包括“数字风控”，意在将风险控制嵌入系统和流程，提高业务效率的同时强化风险管理。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颇为骨感。正如前文所说，浦发近年仍屡吃罚单，业务违规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治理，这或是因为战略落地存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断层的矛盾。总行在设计层面的构想，未能完整落地至分支机构的操作层面，背后揭示的，或是全行上下决策执行路径并不通顺。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浦发正处于新旧力量交锋的转变阶段，正常情况下，银行在这一阶段通常以夯实基础为首要任务。更何况新官上任，第一年常要出清往届领导班子留下的各类隐患，业绩洗澡再正常不过。
出现逆行业大势的强势增长，显然不合理。
究其根本，浦发必须交出一份让市场满意的答卷，这直接关系到靠对公业务重拾增长的路子走不走得通。
对公业务，尤其是基建相关的业务，常会对银行风险资本造成较多占用，所以保持风险资本充足，是开展、扩张这类业务的前提。
2024年末，浦发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92%，今年一季度又继续下滑至8.79%，尽管仍高于监管要求，但显著低于同业水平。
浦发并非毫无应对。早在2019年，浦发就公开发行500亿总可转债，转股后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但前提，是可转债能成功“转股”。
所谓可转债，本质上是一种被赋予了股票转换权的公司债券，发行公司事先规定债权人可以选择有利时机，将债券按一定条件转换成等值股票。所谓有利时机，本质上就是股价看涨。
对发行公司来说，可转债至少要涨到行权价格，才能保证这笔可转债的发行有意义，理想情况下是涨至“强赎”价，此时公司获得将全部或部分债券赎回的主动权。
浦发可转债的到期日是今年10月28日，只剩5个多月的时间，5月8日收盘价为11.63元，可转债的“合格线”为12.92元，“强赎线”为16.8元，分别还有约11%和44%的差距。
假设没有转股，浦发银行将连本带息兑付500多亿元，无疑将进一步削弱核心资本，制约业务发展。
你可能会觉得，浦发离目标线越来越近，形势还算乐观，但实际上，要想进一步提振股价，浦发的武器库里已经所剩无几：
先是大股东增持。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上海国资顶格增持9400万股，并承诺5年内不减持，以此提振投资者信心。
再是业绩利好，毫不夸张地说，浦发的2024年财报，堪比化了浓妆。
要想实现净利润增长，银行的通用做法是在合理范围内降低拨备覆盖率。但浦发的拨备覆盖率为182.26%，与监管规定的150%的最低标准相比，已无多少操作空间。
因而浦发又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2024年减少了73.83亿元的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与利润总额增幅（76.74亿元）基本相当。
而在不良贷款层面，除了前述重组贷款，2024年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发放贷款和垫款账面余额为925.37亿元，比不良贷款余额多了193.83亿元。
根据《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该部分贷款理应计入不良，但由于有2年的宽限期，故浦发尚未将这笔资产归类。换言之，浦发在2024年度对不良贷款的认定较为宽松。
上行推力不足，下行压力却是丝毫不减。
首先，浦发的净息差依然羸弱，且下行速度偏快，仅高于仍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民生银行，这意味着用资产扩张寻求增量的方式，在浦发身上大打折扣。
其次，比对浦发与其他主要股份行的对公贷款行业去向，其实颇为相似，都主要投向基建、地产和制造业，仅在具体比例上存在细微差别。
但收益较弱，一方面或许因为浦发在客群经营上尚不精细，另一方面，或是被资产质量的隐忧拖了后腿。
靠财技、回购或是其他利好，只能让市场收获短时的刺激，对浦发而言，真想迈入“新浦发”时代，还得先从风险管理、客群运作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