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400个口述故事
我是黄勋，在重庆长大，成都念艺校，上海读大学，现在在英国读戏剧。如果生活有关键词，那么32岁前我的关键词大概是奋斗和奔跑，而32岁后就变成了松弛和体验。
近期的我。
小时候我对数字的概念，跟山的高度有些关系。1991年，我出生在重庆市大足县铁山镇西北村，周围都是山，村里有很多队，数字越大，住得越高，六队在山顶，我是五队的，也接近山顶了。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妈妈怀我的时候，正赶上计划生育，在我九个月大时，她被发现了。我们家后面有片茂密的竹林，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大队，她从竹林里偷偷跑到山上，躲进山洞后，花了5个小时才把我生下来。
我和妈妈。
家里条件不好，有时一个月才吃一次肉，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穿别人的，我大伯家的哥哥比我大两岁，经常把衣服给我穿。父母做小买卖，卖过粮油、干杂，后来去各个小镇赶集卖布匹，我会在旁边帮忙吆喝。每个镇赶集日不同，他们就坐着货车到处跑。
有一次下大雨，路上滑，货车失去控制，掉到了悬崖下，死了两个人。我爸也在车上，整个人都血淋淋的，被送到医院里抢救，脑部开了刀。当时我还在上课，被亲戚叫到医院，姐姐和妈妈哭得一塌糊涂，我还什么都不懂，没太大反应。之后他在家休养了一年，家里只能靠我妈，她学过裁缝，会做衣服。
19岁以前我们没有固定住所，在镇子上租房子住，从小我就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住所。镇子里泥土、老木头的味道弥漫。房子上了年纪，房顶上瓦片翻盖，街道狭窄深长，每家每户双开的木门对着，左边是门市，门市有台阶，可以摆货。
镇上老街的样子。
为了做生意，我们一直在搬家，但都在镇子上。大家都认识我，我小名是飞飞，他们都叫我飞娃儿。吃过晚饭，人们都喜欢去镇政府的门口，那里有个舞台，会有一群阿姨聚在一起跳坝坝舞。
坝坝舞很简单，手上就几个动作，舞步有时是秧歌舞步。那时我8岁，也喜欢跟着跳，看三遍就能把动作记住，带队的老师说我协调性好。我们从天蒙蒙黑开始跳，一直跳到路边那盏像锅盖一样的路灯亮起灯，这是我艺术的启蒙。
小镇生活长在了我生命的深处，那段打弹珠、玩画片、抛石子、捡贝壳的快乐时光，还有小镇上的照相馆里为孩子们拍照的爷爷、像《芳华》里一样的电影院，定期来镇上表演的马戏团，滋养了日后学习表演的我。
铁山照相馆的爷爷为我拍的照片。
9岁后，父母去了成都开小超市，我和姐姐回到村里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开始自己做饭、洗衣服。
初中时我先在镇里的中学念了一年，住在伯伯家里，当时有朋友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念，回来总跟我讲那里的生活，我很向往，但得交很多借读费。初生牛犊不怕虎，初二下学期，我去了学校，坐着拖拉机去敲开了校长的门，问他如果参加学校的考试，考得好的话能不能让我来这里上学，校长答应了。我考得不错，最后也没花借读费。转学后，学校的文艺氛围更浓了，尤其是我们班，在唱歌比赛中总拿第一。
从小学开始，每到六一儿童节，我都会上台表演，唱《七色花》和《大家一起来》，在老师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很多朗诵和合唱比赛。初中时我的梦想是做舞蹈家，刚好有个同学从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退学回来，会跟我聊之前在学校的生活，还给了我一本关于语言、台词训练的书，里面写的是绕口令和贯口。从那时起，我就在考虑走艺术这条路。
中考结束，父母不同意我读艺校，那时家里经济负担很大，姐姐还要上学，读艺校的学费又很贵，将近一万。但我还是想去艺校，自己在网上找资料，联系了老师，学校招生日那天，伯伯陪着我去。学校当天有很多表演，还是新起的校区，环境很好，回来后他和爸爸聊了一次，父母这才同意我去。
艺校的面试环节跟艺考很像，跳舞、表演、朗诵，我很认真地准备了，表演环节演的是过独木桥，我想起小时候山上的独木桥，一下子就跨过去了，老师还觉得我很有表现力。一开始我想报舞蹈系，那时候我已经16岁了，还没有系统地学过。几个表演专业的老师觉得我适合表演，告诉我表演专业也有舞蹈课，我就这样读了表演。
上学时我是有负担的，姐姐还在上大学，家里负担重，艺校的学费贵，最开始都是借的，很多时候我得比别人更努力。
参加比赛拿的奖状。
高中时我（左）穿着演出服和同学留影。
高中三年，我是班长，又是学生会主席，做事很有规划，每天会给自己排时间表。我的外在条件没有其他人好，就只能下苦功，高一高二按部就班地学习，练台词、学跳舞、唱歌，膝盖慢慢磨出茧子。
学校演出的机会特别多，所有大小型的省级的比赛我都参加了个遍，还参加了四川省才艺大赛，拿了亚军。奖品有时是钱，有时是鞋子和电风扇。
高中毕业汇报演出。
到了要准备考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觉得我各方面都不错，但外形条件不好，身高太矮，只有172㎝。
一开始我很受打击，心理负担也大。我很较真，越说我不行，我就得做到最好。
高三时，我待得最多的就是排练室，很早就起来练基本功，练软开、台词、咬字、语感和声音的穿透力。那会儿放音乐是用碟片，晚上找老师借，早上再带过去，在空旷的排练室里一遍遍地跳，晚上还要复习文化课。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去老师家上课的路上。当时大家都上小课，我不想跟家里要钱，好在有些老师知道我家里条件不太好，会让我旁听。后来，舞蹈统考我考了学校的最高分。
高三备考计划。
2009年，四川是先校考再统考，12月底校考，初试、复试、三试。考完校考后大家都松懈下来，我还在拼命地练。3月份统考，一个考场二三十人，挨个报身高体重，接着考台词、唱歌、舞蹈，最后大家一起演小品。
我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舞蹈我比较有自信，转度和协调性很好，唱歌也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即兴表演的部分。老师给我的是大家都在用的台词，我很清楚自己的劣势：不够高、外形条件不够好，想被看见，我得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找到了孙红雷在《刀锋1937》里演讲的片段，我把台词一字一句地打出来后，反复修改缩减到90秒，这段独白的难度很大，里面有多种情绪的转换，很考验演员的爆发力和声音的穿透力。好几个老师都没同意，觉得太难了，我跟他们说，相信我。后来四川的很多艺考生都在用《刀锋1973》的片段。除此之外，我还把《鹿鼎记》话剧版的韦小宝的独白和其他几个戏串成人物串烧，这段独白更俏皮灵动，这样的搭配在面试时能让老师看到我的可塑性。
统考第一站是南京艺术学院，我进了最后一轮。后来又参加了上戏的考试，我准备得很充分，很兴奋紧张。那天早上4点就起来练声、弄头发了。三试时老师对我很感兴趣，觉得我比较原生态，淳朴自然，他们问我家里是不是有藏族血统，让我上前看五官，都觉得我眼睛特别亮，但没表现出一定会要我。
我记得那天是周六，我还在学校外面的饭馆吃饭，有个021开头的号码打过来，我知道这个区号是上海的，心里非常开心。电话那头的老师告诉我过了，接下来要好好准备文化课。挂掉电话后，我拦了辆三轮车飞奔会学校，站在楼下跟同学大喊：“上戏给我打电话了！”
上戏的录取通知书。
2010年，爸爸和姐姐送我来上海。
2010年9月，我来到上海，开始新的生活。上戏不大，前门看后门，每年招的人也不多，我们那一届400人，表演系分三个方向，我是音乐剧方面，还有喜剧和戏剧影视两个方向。
头一年我很沮丧，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周围人外形条件都很好，迪丽热巴跟我同届，我是音乐剧专业，她是表演班，有时拍戏、上课会在一起，后来钟楚曦也转过来了。同学里还有演戏很有天赋的，情绪转换特别快的，班里有个女生，趴在地板上想象自己的姐妹从悬崖上掉下去，她很快就能进入角色，人在地上哭到抽过去。反观自己，个子这么矮，在人群里很不出众。
我和师哥林更新，我大一时他大四。
!!毕业时，我和迪丽热巴合影。
课业上也需要适应，音乐剧方向会学百老汇的Belt（皮带唱法），在艺校我学的是民歌，两种方法打架。在舞蹈班里，同学都是北舞附中毕业的，舞蹈学了六年，在这种境况下，我十分怀疑自己。
这是上戏师生在癌症康复中心慰问演出，我在舞台上表演。
勤能补拙是我写在本子上的话。为了模仿狗，跑到宠物店待着模仿狗叫，从下午一直待到晚上，熬夜排戏、加练。建立自信的过程是漫长且细微的。
上戏的课紧密且扎实，大一表演是主课，做动物、人物模仿，上台词课，从基本的绕口令和贯口学，早上6点半上晨课，晚上排练。日常还有想象力训练——想象你是一滴水；被蜜蜂叮了；在沙漠里行走.......还要观察生活，刚入学时老师给了我们一份职业清单，让我们去观察。大二就开始排经典的音乐剧片段了。大三演小戏，当时我们班演的《芝加哥》、《警长的儿女》、《摩登米莉》，还买了版权，去全国各地巡演，中途还被借去帮师哥师姐演了很多大戏。
演舞台剧。
在学校里锻炼机会很多，大二时我跟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演员合作演了经典音乐剧集锦，作为歌舞演员伴舞。当时国内的音乐剧没有现在这么多，在跟这些演员合作时，感受到国外顶尖演员的专业实力，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们都张大了嘴巴，他们的声音感染力和张力极强。这大概也是我留学的种子之一，想到更广阔的世界和舞台看看。
我和百老汇演员们合影。
我给国际学校做课程设计。
从大一开始我就做很多兼职，最开始是暑假时去成都的茶馆里倒茶，做兼职模特，自己在网上找，一天能赚800元；在同学亲戚的婚庆公司里做婚礼主持；做儿童剧，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九点半，给孩子们排剧目做演出拍短片和微电影；从大三开始给企业排年会。
我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拼命兼职，周末和寒暑假都在忙，加上有奖学金，从大二开始我就不跟家里要钱了，开始有了自己的存款。
企业年会排练现场，工作了12个小时。
临近毕业，同学们签公司、进话剧团、演舞台剧、当老师，每个人都有出路，忙忙碌碌，我却陷入了困境中。那时我的脸上长痘，前几年的睡眠不足、内分泌紊乱，当时脸上都是囊肿，从侧面看都是鼓出来的。之前演出，脸上会涂厚厚的油彩，又不懂得卸妆，毛孔堵塞，又用手挤，脸上都发炎了。寄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面试屡试屡败。去演影视剧和广告更不行，镜头特写，是不能看的。我的台词、表演老师都愿意帮我介绍工作，但都不顺利。
那段时间我不愿意照镜子，洗脸的时候摸到鼓鼓囊囊的包，连脖子上都是，人非常抑郁焦虑，怀疑自己为什么要选这条路。我爸特地成都过来陪我看医生，先用膏药，一停药又冒出来。打过火针，针头在火上烧到滚烫后往痘痘里扎。还做过点阵激光，做了点阵激光后肉重新长，下巴和脖子上密密麻麻的白点，非常疼，有段时间别人以为我是白癜风。2014年我大学毕业，一直到2017年，痘痘的情况才开始好转。
离开学校那天，我是最后走的，在宿舍里收拾好东西后，周围空落落的，我坐在床上哭，非常失落。搬出学校后，我在宜山路地铁站附近租了个房子，二十来平，屋内只有一张床，什么都没有。
有个同学找到我，邀请我一起开店。当时在上海的串串店不多，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偶尔去拍拍短片，今天拍了明天就没有了。小时候我跟奶奶生活，她会念“三穷三富不到老”，一辈子要经历很多，有的时候要想着没有的时候。我没有安全感，停下来时我会恐慌，不赚钱时我会焦虑。我答应了合伙人，拿出大学的15万积蓄，在上海开串串店。
开店前乱糟糟的，自己动手刷墙。
开餐饮店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被一下子猛地拽进社会里。找店铺，准备签合同，对方觉得我们做不起来，被放鸽子。最后找到一家在弄堂里的店，对面是堵高墙，很偏僻，但没有转让费。
我跟合伙人自己刷墙、学习餐饮技术、跟同行请教，询问好的供货商。开业前厨师跑了，试营业那天，老师、朋友都来了，厨房只有两个人、我在前厅打单穿串，乱成一团。当天晚上我俩在一起哭，不知道为什么要开串串店。
我在自己的串串店里。
一个星期后，客人明显少了——老师和同学渐渐不来了，串也不能天天吃。我们出去发传单、自己送外卖、硬拉周围的白领过来，合伙人长得漂亮，我又好客，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有两个上戏的毕业生做了一家串串店。
慢慢地，很多明星都来过，加上开店前，我们去四川的各个地方拜师，去找每个城市最精髓的小吃，学成后搬到店里。我们慢慢把店做成了网红店，2014年到2018年，店里的生意很好。
我跟合伙人合影。
开店后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邻居投诉、夫妻吵架，男方端起串串的油从头顶倒下去，老太太从楼上摔下去的……刚开始也慌张，但还是要面对。最麻烦的是洗碗工，动不动就说不干了，我经常在厨房里洗碗，戴着手套，面对一堆凝结成块的油渣，不知道自己怎么到这里来了。每天电话还要响个不停，供应商的、员工的，苹果手机系统铃声，我现在听到都要赶紧划走，那段时间我有电话恐惧症，听到铃声就恐慌。
杭州店，在杭州的拱墅区，位置很好。
开店赚钱后，我在成都周边，首付60万给父母买了套别墅。小时候到处搬家时，我曾经哭着跟我爸妈说我们不要搬了好不好，买个自己的房子，爸爸在电话那头听了也哭。2016年，我实现了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给他们买了个房子。
这个在成都周边的房子，让他们再也不用颠沛流离。
开店后我偶尔也会去演戏，但渐渐也不认识什么人了，原先还会有朋友找你去演戏，给企业做秀导，为企业员工排戏。有时人静下来，还是希望能做回演员。把我招进上戏的老师叮嘱我，还是要回来演戏，学了这么多年不演戏很可惜。有个国家级的编剧见到我会说，你现在满脸都是油烟味，没有艺术的感觉了，以前还有。听到这些话，我还是很难过，虽然我不排斥“黄老板”这个身份，但我内心是更想回到表演这个行业的。
那几年我虽然在上海，但不愿意回学校，大家聊天都在聊最近拍什么戏，聊到我就是“黄老板，你最近生意不错呀。”路过机场时，看到迪丽热巴的大幅海报挂着，心理落差很大。
好在开店时偶尔还在做秀导，没有完全脱离这个行业。
店做起来后，我需要操心的事少了些，也有空闲的时候，2017年，有个大学同学找到我，想跟我一起做艺术培训机构，做艺考生的培训。这份工作更累，需要24小时开机，学生随时都会找，学艺术的学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声音、外形条件不一样，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设置课程，还得家长的工作、做学生的心理疏导，精神很疲累。
从2019年开始，串串店的业绩开始走下坡路了，大家开始吃火锅、其他品类的串串店也起来了，加上南京和杭州两家店经营不善，收入也少了。加上合伙人离开、家里的事、培训机构的压力，轰隆隆地压过来。
我开始失眠，整夜睡不着，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眼睛一直在跳。听着空调的声音和窗外车水马龙，楼上响起的铃声，心砰砰的，跳得很快，能听到心跳声，像是要猝死。最长的时候三天三夜没合过眼，脑子里嗡嗡的。我住25楼，我怕自己有天想不开，就在窗户外装了钢条。
那时候脸色铁青，状态非常差。
在窗户外装了钢条。
我没跟太多人说，在网上测了心理，结果显示焦虑抑郁等均分高，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失眠三个多月后，我一个人去了宛平南路600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病历单。
医院里有此起彼伏的叫声，有情绪激动的人，我也害怕自己变成这样，但在心里还是有个信念，我会好的。
在医院里开了药，吃了安眠药后终于睡了整觉，但身体很重，总感觉胸口压着东西，一呼一吸像是顶着什么，气才出去，夜里总做很多梦。也不敢和家里人说，压力大的时候就出去运动、跳操，在汗水里慢慢稀释掉这些焦虑和压力，告诉自己会好起来的。之后，我做出了很艰难的决定：跟合伙人商量后我们决定转店。跨过抑郁症这道坎后，好像人生又上了一个台阶，困难时我告诉自己，只是两个字而已，很快就过去了。
店转掉了，让我去思考未来的方向。那几年忙到没时间看日出日落，拼命奔跑，像高速运转的车来了个急刹，惯性还在，发动机却熄火了。我去了趟西双版纳，那里的阳光很强烈，天空湛蓝，云层肥厚，我看着这些，想起曾经的留学梦，我想给自己重来的机会，回到初心，去伦敦学戏剧。
2019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备考，找留学机构，开始准备语言，从背单词开始。找老师上课，每周两三节，完成作业、读英文原著、练听力和口语。伦敦的艺术和戏剧氛围厚重，确定只去伦敦后，我问了在英国留学生，准备申请材料，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英国皇家戏剧学院。
我的备考计划。
在学语言时，要申请文书、发作品集、准备面试，当时考的专业是Text And Performance（文本与表演），有编剧和导演两个方向。面试要准备独白和演唱，解析文本、解释自己的理念和导演观。
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挣脱了那些惯性，再次回到这个行业，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跟我这些年做秀导的经历有关，未来我想做幕后。面试官看到了我过往的开店经历，包括我导戏的经历。我希望把我认知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呈现出来。
2021年，我收到了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全校只有6个中国人。因为疫情，我延迟了一年入学。
这是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学生证。
2022年，我来到伦敦，开始研究生的生活。我先去了剑桥，坐船从康河上过，阳光在水里荡漾，柳条垂摆，路过了小时候在书本上见到的风景。
研究生的课程不比本科生，但仍然紧张，一周四天的课程，做项目、导戏、写剧本、写学术论文、看戏、运动，被排得满满当当。
我在学校里。
在学校里，我见到了不同肤色、高矮胖瘦、不同年龄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表演，学校招生的标准也非脸蛋和身高，而是看学生在表演上的潜力和想象力。看到这些纯粹、热爱表演、各式各样的本科生，也让我放下了曾经对于身高和外貌的自卑。
今年我的研究生作品，是一部以我的成长故事为背景，把这些年的所感所想都写进去的作品，《blossoming （you undo me）》拿了学院的最高奖项，也将在伦敦西区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爱丁堡戏剧节巡回演出26场。我想用这个作品告诉所有人，不管你在什么境地里，不管你是什么家境，只要内心坚毅的力量不变，即使你觉得自己渺小又平凡，梦想也会给你很多力量的。
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前的留影。
一年春天，我去了伦敦摄政公园，公园里开满了花，河水缓缓流淌，到处都是坐着晒太阳的人。我忽然发现，从大学到创业，我一直都在跟自己较真儿，每天恨不得要做一万件事，计划表里排满了事，思绪永远在跑，活得非常用力。后来患上抑郁症，其实是身体在提醒我，要慢下来。
我在摄政公园。
从小到大，只要停下来我就会恐慌、不安，所以我一直赚钱，也曾经失去过戏剧这个梦想，经历了这么多后，我很庆幸能来到伦敦，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开始，在戏剧这条路上深造。但比起前几年，我多了一份松弛感，以前我对自己很吝啬，现在我告诉自己，要多爱自己多一点。
*本文由黄勋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黄勋本人授权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黄 勋 |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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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404个口述故事
我叫刘云雷，今年41岁，来自山东潍坊。不同于山东人基因对稳定的追求，我的人生经历非常刺激。由于从小读书不错，考大学时我误打误撞进入了当时热门的石油钻井专业，一毕业就赶上了央企加速出海的风口。我有幸被选中公派到中东，开始开挂般的职业生涯。2006年到现在，整整17年，我的足迹遍布阿拉伯世界。
我的近照，前一阵子在土耳其出差期间拍的。
从给中字头的企业打工，到自己在北非创业——我在叙利亚读过书，结识了卡扎菲家族，帮单位拿下近百亿美元订单，还亲历过利比亚撤侨。赚钱方面，我也大起大落：开的基建厂巅峰时3个月回本，每月纯利润几百万；也因为冒进扩大规模一下就亏了几千万，最窘迫的时候过年被亲戚堵家门口追债。漂泊十几年，每一天我都在努力生活。
我出生于1982年，不是什么富二代、官二代，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山东农村家庭，父母传统，事事以稳妥为主，他们也不曾想过我在外的日子这么不平静。我的童年清汤寡水，在老家度过。念过高小的爸爸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他在大队做会计给人算工分，妈妈则边务农和边照应我和弟弟，家里条件一般得很。
小学时期跟同班好友合影，左边是我。
好在我俩成绩都不错，一直都是年级前几名，在村里也算逢人就夸的别人家孩子。其实我不是“勤学用功”款的学生，高一高二两年我都是玩儿着过来，高三了想上大学我才抓紧学了一年。
2001年，我以605分的成绩考进了我们这儿的石油大学（华东）。当年山东地区重本线才580分，我这个成绩也还算可以了。报专业时候家里没人指点，我自己也没主意，光是听说村里有户老乡在石油系统上班待遇不错，我就误打误撞报了钻井专业。我目的很单纯，想一毕业就赶紧挣钱，毕竟我上大学一年6、7千的开销对爸妈压力很大，加上下面还有个上初中的弟弟，我不能也不敢停下脚步。
2001年，我考上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那时候校区还在东营。
一上大学，我就马不停蹄找各种来钱的渠道，我在电脑城打工，给人组装电脑贴补生活。当时互联网刚进入中国不久，电脑还是奢侈物件，一台联想、惠普的品牌机可能要一万五到两万，参数也就那样。我们学校一些条件不错的同学买不起，就托我给他们找点配件自行组装。这些东西没啥技巧，我凭着经验组装一台性能还不错的机子前后下来也才四五千元，每台机子根据配置不同有个几百上千的利润，彼此都很满意。
慢慢的，找我的同学越来越多，我不再朝家里拿钱生活也能过得下去。大学四年，我拢共组装了全校几百台机器，收入了数万元，在同学们中也是自立自强的典范。不过我很清楚，这到底是个偏财，想要事业发展还是得学扎实技术。
石油系统缺人我从大二就感受到了，一到寒暑假，各大油田就来我们学校找实习生下场。21世纪初，全国只有三所学校培养这种技术人才，尤其是像我所学的石油钻井，是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工种，得熟悉用钻井专用设备和技术，在预先选定的地表位置处，按照预定轨迹钻出一定直径的圆柱孔眼，并钻达地下油气层指定靶点的工作。
我这个人是那种如果想做好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的人。大二开始，我就在东营的胜利油田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我态度谦卑，好学好问，师傅也待见我，经常给我一些实操上手的机会。2005年我毕业的时候，凭借优异的成绩直签了一家著名央企的华北管理局。我的入门岗是助理工程师，一个月能拿8、9千的工资，当时的商场营业员一个月最多也才500元，可想而知这行真的是高薪职业，全家都替我高兴。
在河北干了不到三个月，我就打出了一口精品井，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系统。所谓精品井，就是钻孔实际轨迹按照预定轨迹在地下几千米的油气层完美命中指定靶点的钻井。这是实打实的技术活儿——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老练的一线钻井施工经验。很多老前辈干了十多年也未见得能做出精品井，一下子让我个毛头小子给整出来了，周围人自然十分震惊。
当时我们内部刊物《华北石油报》还专门为这个事儿对我做了专题报道，题目好像叫“新入职助理钻井工程师三个月打造精品井”什么的，可见其重视程度，我也因此被集团总部注意到。
公司的一线钻井队。
那几年，我们集团正全力拓展海外市场，不停地在阿拉伯地区拿石油板块，非常缺懂技术、懂专业还会语言的人才。我和其他油田上的6个人被集团挑选出来，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公费学习阿拉伯语。学出来后，集团就会直接把我们外派出去。
我是这些人里唯一一个一线钻井平台上出来的，也是最年轻的。能被选中，自然十分高兴，而且集团出手很大方，直接给我们报了北外的加强班，安排了多个老师专门为我们服务。我们住在留学生公寓，领着工资，每天啥心也不用操，从早到晚学阿拉伯语就行了。
2005-2006年，我在北外学习了一年阿语，当时正赶上学校成立65周年，后面挂了横幅。
这事儿并不简单，在学小语种的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三分钟的韩语，三小时的英语，三天的法语，三个月的日语，三年的德语，以及三百年的阿拉伯语”——可想而知其难度：不仅吸收了大量外来语言、方言，语法规则还复杂且古老，尽管学了一年多我们口语水平还是差强人意。
第二年，公司直接把我们送到阿拉伯世界的最高学府——大马士革大学全力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来到了一个伊斯兰国度，叙利亚。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边保存了很多漂亮古迹。当地生活方式也和我们完全不同，男人能娶好几个老婆，女人都裹着头巾，整个国家都是依靠信仰生存，生活贫苦也无所谓。那种文化冲击使我二十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被打破，我的眼界开阔了很多。
叙利亚留学期间，我游览帕尔米拉遗址。
在大马士革，我们住着集团给租的别墅，用着公司雇的保姆，还有十几个学校老师围着我们转，简直是皇帝般的生活。老师们每天二对一、三对一地全力轰炸我们阿语，不学也不行。别人四五年的课程，我们两年就学完了。等到2007年我毕业时，已经考到了阿语7级证书。最高级8级，相当于中文里文言文的水平，我这也算白话文里最高水准。
留学期间，我（二排右三）跟同事以及隔壁美国加强班友人合影。
集团在叙利亚设有办事处，当时在当地已经有好几套钻井平台在施工，差不多有百十来个中国人，远远不够支撑这么大项目运转，公司还雇了大量本地工人，两边文化碰撞，矛盾常有。这边人时间观念不强，爱磨洋工，加上每天还要做五次礼拜，一次最少一刻钟，我们的效率大打折扣。沟通也是个难事，即便是接受过语言培训的老师傅，现场交流还是非常困难。一个5分钟就能做好的事，光解释给叙利亚工人就得20分钟。
我意识到这样太耽误事儿，就利用业余时间总结工作中经常用到的话，翻译成阿语，写了一本工作手册。里面收录了如“钻头、钻具、钻杆、泥浆、鼠洞、二平台”等专业术语，也有“扭矩太大、接方钻杆，倒划眼、开双泵，泵冲100，泵压6兆帕”等实操话术。怕有些语句不合适，我还专门请我的阿语老师给我捋了一遍，甚至配了音。现场师傅需要工作配合时，只需手指指一下关键词，对方就能看懂，实用性非常强。
毕业后我在公司叙利亚办事处工作，这是参加大使馆酒会时拍的。
据我了解，一直到现在公司还在用这本手册。我工作上的认真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所以当我提出离职时领导多次挽留。但我当时内心已经坚定了，工作2年，我从快退休的经理身上看到了我的职业轨迹，一眼看到了头的生活，加上我很不喜欢办公室政治的那种氛围，就想赶紧跳脱这个圈子，去外面看一看闯一闯。
2009年，一个朋友推荐我到了一家浙江民企做政府关系，他们有一个万套房建项目需要懂语言有海外经验的商务经理，我便跳槽到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可惜干了不到半年，项目一直没启动，虽然不怎么影响收入但总感觉无用武之地。
这时另一家央企又挖我去利比亚，外聘的人工资很高，没有条条框框，比较适合我这样的人。我再度跳槽，这也开启了我职业生涯最长也最高光的一站。
这家央企，在海外承揽了不少机场、港口、住房的建设项目。而利比亚这个国家也很特别，它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储备都是非洲前几，人口才几百万。卡扎菲统治时期实行着高福利的社会政策，教育和医疗完全免费，结婚发福利，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但是经济上却备受制裁。
卡扎菲2003年宣布放弃核武器后，利比亚和美国局势缓和，西方一些国家也对它放松了限制，之后几年一直都大力发展经济。我到的时候整个国家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走到哪个城市都是在修路、盖楼、做工业区，气象非常好。
战前的利比亚，我在地中海边上拍的。
我来主要做一些基建项目上的招投标以及其他跟政府的外联工作，类似于商务经理的活儿。在这边做事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精通阿语，也喜欢阿拉伯文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研究他们的宗教、历史、社会环境这些，因此和当地政府人员聊得很来。他们对我的印象也特别好。
在利比亚工作时，我和时任住建部领导合影。
相比于西方的契约精神，他们这边做事更看重“人”而不是纸面上写好的东西。他看你人不赖，合同不签事情也能办；要是打听一下你人品不行，多少钱的生意都不给你做。工作一段时间，我领悟到在这边混就是“找对人、进核心圈”，很多事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利比亚，那最大的肯定是卡扎菲家族。我经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卡扎菲的圈子。通过这些关系，我给单位拿下了公路项目、市政下水道工程以及几个大型房建项目，总价值差不多有100亿美金。
卡扎菲定制送给功臣和友人的劳力士手表，我一直珍藏至今。
公司承诺给的50万底薪加上项目分成让也我大赚了一笔，可以说那几年是我打工生涯的巅峰。我存下了人生第一桶金，还陆续在国内买房置地，孝顺父母，供弟弟上学，也算是改变了家族命运。我很庆幸，当时有魄力放弃所有人看好的金饭碗出来闯荡。
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这边爆发了反对政府的“茉莉花革命”。事情大到足以震撼全球，估计那时全世界人民每天的头条新闻就是这个。身处风暴中心，大使馆关心我们在利华人的安全，开始组织一切力量撤侨。那会儿差不多有3万多名中国人困在利比亚，撤退也是个浩大工程。咱们国家速度很快，海陆空三天把人全部撤出且无一伤亡轰动了全世界。而我所在的是中部撤侨小组，正是当时最后一批乘船离开去马耳他的。
全是中国同胞，平常都在工地上不怎么遇见，这回看见这么多人非常震惊。
无护照船票，背后有大使馆提醒的注意事项，我们拿着这个登船。
撤侨路上拍摄的。
当时场景就像是电影《万里归途》一样，外面战火连天、烽烟四起，我们的车插上中国国旗排队离开，交战的两方空出道来让我们赶紧走，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让人终身难忘。后来各国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身为海外华人，真的很感动国家对我们的保护。
大使馆包的船，当时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本以为动乱一两个月就会停止，没想到这一折腾一下子就一年多。等我2012年再回到利比亚时，我心态已经变了，想自己创业。卡扎菲时期限制商业活动和制造业，整个利比亚衣食住行全靠进口，工业基础几乎为零，战后重建加上改革开放，处处是空白，遍地是机会。
推翻卡扎菲的战后几年，利比亚经历了高速发展期，不到两年所有城市规模几乎都扩大了一倍，利比亚人也都觉得自己国家5年可以赶超迪拜。所有工地砖头水泥石子都供不应求。我有关系，也懂技术，于是果断辞职，自己做了石子厂供货。事实证明，这又是我精准踩对的下一个风口。
当时生意火爆到什么程度呢？我根本不需要跑市场，每天500方的石子刚下生产线就供不应求，别人想买我的东西还得给我送礼。一个投入500多万的石子厂，3个月就回本了，比印钞机还快。后来我又投入了砖厂和搅拌站，生意也特别好。几个摊子一个月的纯利润就是两三百万人民币，钱源源不断地涌来，让我飘忽所以。
我的第一个石子厂，每天能出十几车石子。
我以为是我的聪明才智把我带向成功，我还想更成功。我要扩大规模，建一个全利比亚最大的石子厂，于是回国开始筹措资金。我卖了北京的房子，借了亲戚朋友的钱，凑了几千万重仓了这片土地。
不是没有人劝过我谨慎一点，可我哪听得进去。我从毕业到那时几乎没走过弯路，以为这小打小闹已经过去，就想撒开了挣钱，根本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动乱。父母跑来劝我，还没说两句话我就烦的得不行；朋友说我，我还以为他眼红我挣钱，整个人一意孤行非要干。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人不可能一直顺，我栽了个大跟头。
2013年一整年，我都忙活着跑手续、找土地、选设备。按照预想，新石子厂的产能一天至少出五六十车石子（之前老石子厂产量的5倍），每个月能带来近100万美金的利润。当时基地已经建设的差不多，设备也千里迢迢运了过来，还需要半年左右厂子就能投产。可惜还没来得及组装，这边又乱了。东西部势力因为战后石油分配比例不均战事再起。
所有的工地被迫停工，新厂子还没成型就搁置在那边了。我彻底失去了对生意的掌控，投进去的钱也如泥牛入海。这些钱里有些是我辛苦打工多年攒下的，有些是我挣了舍不得花继续投产的，还有我朝亲戚朋友们手里借来的。一下子全压在这儿了，直到回国时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眼下残酷的战争又要开始了，我硬撑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毫无起色，为了保命，我在2014年不得不离开。不同于以往的春风得意，这次我宛如战败的灰熊耷拉着脑袋，只想偷偷摸摸回国。不过利比亚的消息早就先我传回了家乡，借钱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没了往日的和善，大过年的堵在我家门口要钱。我见到了人性的底，也反思自己的狂傲，情绪跌落深渊，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或许是和性格有关，我这个人抗压能力很强。一段时间后我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开始想办法找出路。2015年，我经熟人介绍，去到了一家美妆日化厂做商务，重新开始打工生涯。我想着一来是找点事做缓解焦虑，二来也赶紧挣钱把欠的窟窿填补上。
我找到厂长，向他了解企业运转情况以及他的核心诉求。我这才知道这厂子看似大，实际上也利润单薄。厂长想再打通外贸这条路，不管有没有利润，想先把订单拿下来养活员工再说，因此找上了我。说实话，我对外贸供应链这块也没太接触过，不过各类行业规则也就那样，一通百通，我决定试试看。
展会上，我在给日化工厂做外贸拓展。
我开始用最快的速度了解这个行业，找到竞品，从竞品的包装背后找代工厂、供应链，一步步看他们如何走上海外货架。老板想短期内增加订单量，那就必须得有大客户，最快接触大客户的方式就是参加展会。最多的时候，一个多月国内国外的展会我参加了十几场，到处跑业务推销产品。
得益于海外多年的作战经验，我公关能力很强，能很快渗透进行业的内部圈子。短短半年的时间，我帮公司拿下了沃尔玛、屈臣氏等大客户，把公司的海外业绩几乎从0做到了1500万美元。到我要走的时候，老板万分不舍，各种挽留。我一开始就清楚，这个工作也只是个过渡，有合适机会时我还是会回到非洲，因此谢绝了老板好意，向这段时光告别。
是的，合适机会来了。当时我从东非一个朋友口中得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正在兴建港口，物料什么也比较缺，很适合再过去弄个砂石厂。相当于全新的环境里再次触碰老本行。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做了决定，又四处筹措了一些资金，甚至把国内仅剩的老家的两处房产也抵押了。
2016年，我秉着背水一战的信念，拿上凑到的几百万，再次杀回了非洲建厂。东非环境和北非不同，这边中国企业很多，工业相对成熟，市场也被巨头瓜分得差不多。我就做个砂石厂供货，挣得肯定和利比亚没法比，胜在生意稳定。
我在坦桑尼亚渔港。
在东非的两年，我一直期盼着战争结束，想重返利比亚。那是我的大本营，我所有的人脉资源都砸在里面，不可能彻底扔下。加上东非这边营商环境也不太好，老有人三天两头过来找麻烦。很多时候中企在这里挣下大钱也带不走。情感上，我也更偏向于回去。
两年多时间我还清外债手里也有些资本时，利比亚局势也慢慢安稳一些，我觉得是时候重新开始了。2018年，我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地方。经历过几年动荡，这里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刚来时利比亚社会还非常传统，女士出门必须裹面纱，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外资差不多都跑了，烂尾楼密布，证明这里曾有桩热闹生意；大使馆也撤离了，我好像一下子成了个无家可归的人。而我自己厂子差不多也荒废了，设备能用的我折价出售了，不能用的就只能当废钢卖给钢厂了。我的搅拌站也转手了，因为没有什么公建项目，再做基建供应利润已经被打得很薄。
战后利比亚街景 ，满目疮痍。
利用一些老关系，我开始考察其他机会。投了塑料相关的水塔厂和管件工厂；针对当地装修对石膏粉、石膏板的依赖，又全部需要进口，打算在当地建利比亚第一家“石膏矿-石膏粉-石膏板”全产业生产线。目前项目一期石膏粉已经试运行，石膏板生产线设备也在国内生产中；利比亚石油储量非洲第一，成品油却主要依赖进口，所以我们的利比亚第一家私营炼油厂也已开始土方施工。
我的石膏粉矿生产线安装测试时期。
2021年，我代表中资企业跟当地市政厅签框架合作协议，这是当地媒体拍摄。
不怕重蹈覆辙吗？我一开始也有顾虑。眼睁睁看着这几年打来打去国家越来越差，多方势力和外部政治势力已经意识到再闹下去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好像大家也安生了不少。过去5年这边局势一直都还比较稳定。我的生意也在大时代里如履薄冰地前行着，慢慢步入了正轨。
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我被利比亚中央电视台采访。
事实上，我在外面挣了钱也并不享受，利比亚是个非常传统的国家，生活极度单调，不能饮酒不能放纵，不管男女着装必须过膝，甚至现在我连条大裤衩也不能穿出去。我的生活十多年来如一日，白天研究政策法规，盯厂子干活儿，晚上和一些朋友洽谈项目。偶尔想出去放松放松了，我还得去趟土耳其呼吸新鲜空气。
利比亚生活简单，我偶尔会去附近的土耳其、迪拜、突尼斯等地放松几天。
现在，我看到这里一点一点变好也与有荣焉，有些国内朋友来投资，作为踩坑无数的过来人我就会给他们介绍机会。还是我说的，这里是熟人社会，想做一点事必须有人引荐。我扎根多年，更熟悉这边，也更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我用当地关系用了两年时间成立了利比亚第一家中利联合投资集团，希望能把这边的几百位华人创业者团结起来。我后面还有做中国城和中国商会的想法，这样有事儿大家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报团取暖。
中国人在外闯荡的辛苦，只有身在其中的人知道。当年撤侨时看到的那些面孔，都是风尘仆仆的普通人。如果不背井离乡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谁不愿意？可若让我再重来一次，这样大开大合的人生我或许还会坚持。
*本文由刘云雷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刘云雷本人授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