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架桥下蹦迪的中年村民
文 | 周航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成都双流区，一片叫黄金滩的河滩，现在成了这座城市新地标。舞池离黄金滩两百米，辅道旁一片长方形水泥地，地图上显示六百来平，大概半个标准泳池大小，可以说是成都最火的“露天迪厅”。
一切看起来都很简陋。低音炮接电靠路边的电灯桩，警戒带绑在临停的摩托车上。台子是长板凳搭起来的，台上几个领舞的中年女人穿着统一服装，几十块钱一件，贴满了闪耀的晶片。
晚上7点，三台大型低音炮响起，舞会正式开始。附近村民们吃完晚饭，迈着悠闲的步子，沿着公路或者跨过田垄，逐渐聚集到这片没有名字的空地。
黄金滩欢迎所有人的到访。每当得知外地游客过来，舞会组织者代功平就会拿起麦克风，邀请上台一块跳。这天第一个上台的嘉宾是我，没有任何准备，代功平先是拿起麦克风，告诉大家我从北京过来的，紧接着就拉着我的手上台，麦克风一递，“要不要讲两句”——从台下众人淡定的目光看，这已经成为黄金滩固定的一档节目。
代功平一头卷发，脑门上有点秃了，上周刚刚过了60岁生日。还流行喇叭裤的时候，他就迷上了蹦迪，这么多年做包工头，成都及周边到处跑，他说大大小小的酒吧、公园都跳过。这两年，工程少了，好几个还没收上款，索性退休了。一开始，他带上音响在附近的太平镇放，那是2022年5月，摆了十来天，有人投诉扰民，放不了。碰巧和朋友去黄金滩玩水，注意到附近这块空地，车少，没什么人住，就把音响拿来这放。
如今的黄金滩规模庞大，7点半，天还亮着，舞池里目测已有四五百人，排成二十来行。观众里外站了三层，脚上沾着白天干活的泥土，此刻手里摇着蒲扇或者塑料扇。加起来，这片小小的地方聚集了超过千人。
在这里，人们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快乐噻”。跟广场舞不同，蹦迪自由、随意。有跳得来的一块跳，没有就一个人跳。不止一个村民说起，年轻时喜欢跳交谊舞，后来结了婚，不好再跳，否则农村里会有风言风语，但蹦迪让他们重新找到了跳舞的快乐。
对44岁的胖姐来说，这份快乐是三伏天特有的。她跟丈夫在华阳街道经营一家蹄花店，夏天热得没法炒菜，就关半天门，她才有时间跳舞。她太喜欢跳舞了，姐姐生日酒，照习俗得吃到下午，“吃了中午饭我就跑了（去跳舞）”。
说起平常的生活，胖姐就一个字，“累”。丈夫炒菜，她负责剩下的所有，切菜、收钱、打扫卫生、招呼客人。每天6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8点，就中午坐那里吃饭休息半小时，忙十来小时，卖一千来块钱。
这天，44岁的她穿了一件绿色T恤，为跳舞特地买的，比平常衣服鲜艳。音乐响起来，她就闭上眼睛，双手过肩，随心所欲地扭动——她说跳舞后肩周炎都不犯了。华阳距离黄金滩十多公里，“打车18块”，胖姐愿意花这个钱，“就是去开心去减压”。这里音响好、气氛好，她每次站在最前面，“我就要听最大声的音乐，跳最嗨的舞。”
黄金滩该有的都有。有领舞，有DJ（调音师），有MC（主持人），还是双配置一男一女。主持人负责搞热气氛，这天不停喊话，“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 “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我们要休息一阵子”。
所谓组织，不过就是一个微信群，500人加满了，刚刚开了二群。平常大家就称呼代功平群主。这是一年多来慢慢发展起来的，刚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周边的村民加入，一百个、两百个，再到现在上千人。
包括DJ、MC、领舞，基本都是“群管”。他们基本都是自由职业者，包工程的、搞装修的，一个农家乐老板说，“大家在这边都有点实力”。刚开始，音响是代功平自费购买，后来群管们集资两万块钱，来了一次大升级。
每天到的最早的是调音师，一个48岁的中年男人，早年在酒吧干过两年调音，“那时候还是胶片”。后来他去搞了装修，这两年活少，回了家，现在每天晚上6点多骑着三轮车，载着音响和调音台过来。要说调音，这是个技术活，他说，你得把高音往低了控制，再把低音升高。这一年，音响坏的次数少说也有五六十次，维修师傅也是舞友，吃个饭或者买包烟就当感谢了。
就像是一支临时凑局的篮球队，人们很快根据各自情况，主动分了工。一个中年男人以前在乡文化站工作，不过跳舞唱歌不那么擅长，现在就戴上红袖标负责维持秩序。“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代功平说。
无一例外，他们都住在附近。男主持叫潇洒哥，这天穿一身紧身的海军服，看起来像个网红主播，其实他就是一个服装店老板，家离黄金滩不到一公里。女主持婷婷妹稍微远点，“过两三个红绿灯就到了”。婷婷妹学的幼师，做过幼儿园老师，现在则在红白喜事上做主持。不主持的日子，婷婷妹还会跑滴滴，黄金滩火了以后，她又多了一份副业，在高架下开了一个烧烤摊。
蹦迪舞会小小促进了当地消费。现在大大小小的摊贩聚集了几十家，甚至有个小型儿童游乐园。
刚开始，32岁的娜娜还不好意思加入，觉得这不属于年轻人。她先在外边看，后来站在最后面，“稍微扭个一小时”，再后来开始往前站，直到现在站在最前面，“蹦迪就是会越来越上头。”
之前，娜娜做的是建材销售，业绩不行，老板就会给脸色看，跳舞能释放压力，“一跳就没了，一跳就开心了。”一个月前，看到同学妈妈靠拍黄金滩攒了十多万粉丝——娜娜说这也是黄金滩在网上走红的重要原因——她也辞职开始直播。
舞池能看到的唯一居民区叫盛华小区，直线距离500米，娜娜就住在这。她说，大家以前都住着土砖房，2008年地震房子开裂，政府把几个村拆迁，免费新建了这个小区，现在光这小区，就有几十个人在跳舞。
或许只有成都这座城市才能孕育出这样的舞会。在黄金滩，我遇到了一个穿着骑行服的男人，把山地车一靠，就开始欣赏舞会。他操作一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自己其实已经60岁，十年前从深圳来到成都，发现这里的人如此闲适，“在茶楼聊着天就把生意谈了”，就直接留了下来。这是他连续第二天来看跳舞，在他看来，这座城市的人们比其他地方更为乐观，也更懂得享受生活。
它的兴起也受益于当地政府的包容。代功平说，派出所副所长跟他说，跳舞是好事，锻炼身体，他们很支持，“不然就要打牌，打麻将”，前提是“交通安全人身安全”。
●黄金滩也许是平均年龄最大的蹦迪舞会，大部分人来自周边乡村。周航 摄
在黄金滩，快乐似乎是能传递的。这种快乐微小而没什么成本。一家烧烤店安了音响，放着自己的摇滚乐，老板摇着头烤着羊肉串。没客人的时候，冰粉店的老板娘几乎跳了一晚上，她也跟娜娜住同一个小区，晚上摆摊是纯粹的兼职。
最吸引我的舞者是队伍最前排，一个穿着黑色运动服的中年阿姨。她烫了一个红色卷发，跟周边所有人节奏都不在一起，每个步伐和手势像是经受过专业训练。
她叫霞姐，就住在真正的黄金滩旁边。霞姐说，三十五年前，她二十岁，就开始蹦迪了，成都最早的天涯歌舞厅开业，她就在那跳，后来混迹于这个圈子，“成都大小歌舞厅都熟悉”。
在当地，霞姐可是个名人，成都话叫“哥老官”，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混社会的大姐大。她说，同辈份的“哥老官”都叫她霞哥，辈份小的才叫霞姐，“不是霞姐要跟你吹牛，就说我混的还可以”。
为什么现在在黄金滩呢，“不怕你见笑，既然你这么问了，我就坦诚告诉你。”霞姐说，六年前她被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待了两年。自己现在“浪子回头”，重新做回农民，包了十多个大棚，一年挣十来二十万，足够生活。妹妹去世了，家里只有个傻弟弟，母亲80多岁，现在需要她照顾。以前，母亲很反感她在外面舞厅跳舞，现在很支持，每天都搬个板凳在那看。
对霞姐来说，这份快乐也跟自由有关，“所有人都可以用这片场地”。其实，在代功平来之前，霞姐就找到了这块坝子，跟几个朋友没事就摆张桌子喝酒，放个小音响，唱歌跳舞，后来代功平带来了更大音响，人也越来越热闹。
这里的农民没那么大生活压力。霞姐说，大家种水果、搞蔬菜，生活尚可，而且高架建造、城市开发，征了许多人的地。平常，他们的生活是打牌、打麻将、刷视频，当黄金滩出现后，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
刚开始，霞姐说自己跳舞还被叫做“李疯子”。村民都不好意思跳，说跳不好，她就说不需要跳得好，就当一种锻炼，“现在他们都跟着跳，也疯了”。照霞姐说，跟城里工薪阶层“臭假寒酸”不同，农民跳起来了就无所顾忌。她甚至觉得，跳舞以后，农民们干活都有精神了，不再“弯腰驼背”。跳舞还改善了她跟其他人的关系，过去人家畏惧她的名声，后来打交道，很多人觉得其实她还挺好相处。
平常，晚上9点音乐就停了。7月17日那天是个例外，音乐多放了半小时。因为有重大活动要在成都办，黄金滩舞会要暂停一段时间。恢复要到8月10日，地点也不再是大桥下，政府牵头，在六七公里外的一个大型户外运动村。
群里，有些人表达了不舍，一个人说，“去那边了就不叫黄金滩了”，还有人说，“我还是觉得黄金滩安逸，毕竟那么久了”。一个群管在群里回复，这是没办法的事，“只要还是我们这些人，黄金滩就还是黄金滩。”
8月10日那天，新场地开启，现在有专业的灯光和舞台。这天团队请了很多朋友来捧场，从视频上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胖姐和娜娜也都出现了，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但霞姐没有去，虽然骑个电瓶车也能到，但她觉得没那么自由了，也不像现在这样，所有人都是乡里乡亲能打个招呼。
她在原来的黄金滩放起音响。这里现在装上了围挡，但音乐一响，不少人重新聚到了老地方，视频里看起来有一百人上下。“我要把我们的家园和村民们一起重新发展起来！”她说。
=======================================================
我，大专毕业当厨师，辞职读书，读到南开博士，逆袭成大学老师
大家好，我叫韩雷，今年42岁，是一名大学思政课讲师。1997年，初中毕业后，我进入烹饪学校，到酒楼工作，后来，我一路考大专、本科、考研、考博，到现在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笨的人，但我相信勤能补拙，只要我走在时间的前面，就没有做不到的事。
我现在是一名教师。
我出生在天津市河北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家里不是特别富裕，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五口人住在一起。爸爸妈妈是国企员工，但九十年代左右，厂子效益不好，爸爸下岗了，不久后妈妈也内退了。
爷爷是退伍军人，艰苦惯了，家里平时吃饭多以萝卜、海带、大白菜、土豆为主，只有到节日、生日会做一些较好的菜品，如炒鸡丁、鱿鱼什么的。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模糊地感知到家里条件没那么好，在吃饺子、包子、面条这类好东西时，为了多留一点给长辈们，我会就着馒头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两岁生日时，父母带我去影楼拍照留念。
我是一个不太机灵的小孩，小学时，多亏了班上有一个特别混的同学，我才不至于是倒数第一名。也不是因为我太过贪玩调皮，时常是课上感觉知识点都学会了，一下课就什么也不会。数学极其差，一般也就30多分，要是考到60分那就是烧高香了。为此，我几乎天天被老师留堂。
小时候我成绩不好，毕业照红框框出来的是我。
中考我只考了480分，而在当时要580分以上才有可能上高中，我差了至少一百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会选择师范、卫校之类的学校继续读，我的很多同学都是这么选择的。而我是个木讷内向的人，连跟人说话都会脸红，更不会选择这样需要与人交流的专业了。于是我想着学一门技术，将来也好养活自己，学厨师在那个时候很热门，我就选了烹饪技术学校。
小时候我是个内向的孩子。
做这个选择也有现实基础，我小时候就接触做饭了。我8岁左右，我爸在的厂子效益不好，就回家自谋职业，开了一个小卖店，妈妈下班后要给爸爸帮忙，家里没人做饭，我就开始做起饭了，还记得学会的第一道菜是炒土豆。我爸爸也觉得我读书脑子比较笨，学一些动手的活，可能能让我有点长进，很支持我去烹饪学校。
去烹饪学校以后，我的这些三脚猫功夫也没派上太大用场，有很多同学家里就是开饭馆的，来学习只是来镀一层金，我自然比不上。剩下的同学大都是那种成绩不好、爱捣乱的，经常爱起哄谁的哪道菜没做好，我内向脸皮薄，很怕他们起哄我，也想好好学一门手艺，就决定什么都要做好。
初中毕业后，我选了烹饪技术学校，图中第三排正中间蓝衣服的是我。
烹饪学校的课一般老师课上讲完技巧就结束了，都靠自己练。有一节雕刻课，我此前一点都没接触过雕刻，课上没怎么学会，而隔一周就要检验成果，我担心做不好被同学嘲讽，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练习。土豆便宜，回到家让我爸批发了100斤土豆，每天练一盆。那段时间，我家桌上的菜都是土豆。
一周后回到课堂上，我刚刚雕刻完，老师走到我身后，马上就拿起了我的作品给大家展示，还问我是不是以前就学过，得知我是刚接触雕刻之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白了一件事：只要用心认真、专一、耐得住寂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直到今天我也还是保留着做饭的习惯。
那会儿我身体还比较单薄、没劲，一抖勺全身都跟着抖，就像癫痫犯了似的，为此我开始锻炼身体，做俯卧撑、引体向上，买来6斤重的锅和最重的勺练功，在锅里还要放两斤重的蚕豆练翻勺。两斤蚕豆得心应手之后，就加大难度，用沾湿水的抹布模拟鸡蛋和里脊的感觉，练大翻勺，因为练得太狠了，左手肌肉还拉伤了。
当时我练功的锅，有6斤多重。
就这样练习了三年，毕业的时候，我成为了班里少数几个会大翻勺技术的人，并且在刻花和做包子方面都很出彩。
在中专学习的过程中，学得越多，我发现我不会的东西也就越多，再加上烹饪中专的老师都是大专毕业的，他们掌握了很多知识，对食材、烹饪技法有很深的了解，这让我很羡慕。1999年，我中专毕业，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我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于是决心继续读大专。
我的中专毕业证书。
在等待升大专考试的短暂空余期间，我去到了当时天津比较著名的酒楼——玉华台酒楼工作，在淮扬菜餐馆里，它是天津数一数二的存在。
我在酒楼严密的厨师系统里做最底层杂事的水台工作，负责最繁重的备菜，每天要宰80斤带鱼，切30斤豆腐、20斤鸡丝。在火炉旁的高温下备菜，也不能开风扇和空调，怕把调料被吹飞，热到全身上下都滴汗。
而带鱼放在冷库里，宰完一批我就需要去冷库拿下一批。走进零下负50度的低温环境里，身上的汗就会结成冰，再回到厨房又化成水，一天之内要经历无数次这样的循环。
在厨师界，偷艺是很重要的学习方式，很多师傅的拿手菜不会传授，就得自己偷偷观察偷偷学。玉华台酒楼有一个师傅做的扬州炒饭特别出名，客人吃完了我收拾饭桌时，会赶紧尝一口，看颜色体会味道，再根据记忆模仿。
另外一个师傅做拔丝做得特别好，我就在刷碗的时候悄悄侧过身，用余光瞟，在心里数数，下油之后多少秒放东西，多少秒起锅，回家后偷偷练习。就这样，我偷学会了拔丝菜中最难的干拔，达到了闭上眼都能拔出丝的程度。
我最后拿到了三级中式烹饪师证书。
四个月后，我考上大专，回到了学校。其实离开玉华台酒楼，还是有不舍，因为大师傅的技艺我还没偷师完。但上学之后，我发现选择学习更深的理论是对的，比如更清楚调味的酸甜配比的问题，只有在1:1的配比下，才能激发出最好的味道；比如烹饪里也讲究物理学中力的使用，当勺抬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一抖腕它就必然会翻过来，而很多人都忽略了抖腕这个动作。
大专有一个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他给我们讲宴席设计，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在内容上，他讲了菜品之间的搭配，如何和时令搭配，炒制方式之间如何搭配，比如春季海参鸡席，前一道菜是重调料的，下一道菜就要清炒，第一道菜要上海参，最后一道菜要上鸡。当时我心想，我的天，烹饪里面竟然有这么深的学问。
我觉得自己也得有一个研究的领域，开始有了这种研究的兴趣。我买了过去20年间的《中国烹饪》杂志挨着看，成为班里唯一一个看学术杂志的学生。也是在那时候，埋下了我做学术的种子，别人都是学了再实践，而我是在实践中不断启发自己，深化自己的了解，完善自己的知识。就这样，我同样以优异的成绩大专毕业，并进入了凯悦饭店工作。
在这个外资管理的高端饭店中，我只工作了三个月，这次离开的原因，也是为了深造，不过不再是厨艺，而是英语。
在凯悦饭店，我惊奇地发现很多同事都会说英语，看着他们跟他们跟外籍主管用英语交流，我很羡慕，也想自如地和主管交流，看来学习一门外语，会有更好的职业前途。这一年我已经23岁了，同学们都开始挣钱了，但想到未来的职业发展，我决定继续自考本科，学英语。
我当时大专毕业证书。
当时选择了离家近的天津商业大学，一来有商务英语这个实用专业，二来吃住都在家，可以省钱。有时候父母会给我几十块钱，但我一般就只拿一半，中午就花1块5买两个素串一个小饼对付着，把省下来的钱去买参考资料，我还在兼职发传单，补充经济来源，不过一般去一天接下来两天就不去了，需要留时间去复习，自考课程考得非常细致，连书脚的注释都会考，需要花大量精力。
自考两年为一个阶段，考试科目总共有15门，每次最多只能考4门，一般人要考三到五年的时间。最开始的时候，我每天6点起床去自习室学习，中午还回家吃个饭，后来越学越觉得难，就不回家吃饭了，从早上6点直接学到晚上10点。
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早上6点自习室还没开，我就穿着防寒服站在门口背书，晚上顶着冷风骑车回去，把教材背了三遍。第一次去考试的时候，非常犹豫和担心，结果考完去查成绩，高分通过了，这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
不过，考了前两门之后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前两门是中文考试，后面就是全英文考试。第一次挂考试是第二个学期的英语阅读，那本书有半本新华字典厚，里面连注解都是英文，考试会细致到挑出其中几句话问出自哪篇文章，非常考验记忆力。得知挂科时我非常失落，后来化悲伤为努力，教材我背到直接翻烂了，临考之前我每背一页就撕一页，硬逼自己全部背下来。
最开始我说的英语一口天津味，也顾不得自己性格内向，在课上有机会就踊跃发言，课下每天朗读课文，一个学期到末尾了，有一次发言结束后，老师直接说难以相信我有这么大进步。
被我翻了无数遍，破破旧旧的书。
2005年，自考第三年开始前的那个暑假，我打听到有三门课是整个学习阶段最难的，我就提前开始了三门课的学习，并且报名了考试。两个半月的暑假，自习室没有空调，每天学到全身都汗透了。
还记得考试那天下了瓢泼大雨，我冒着深至脚踝的水去考的试，出成绩的时候是我们正式学习那三门课的期中，我又一次高分通过了，老师都感叹课都还没上完我就考完了。就这样，三年的时间我学完了自考全部课程，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三年我就拿到了自考本科毕业证。
而在自考阶段，我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自考之前，我想的是学会了英语，再回到厨师行业。但我在自考上课时，遇到了一个老师，他讲课非常风趣幽默，哪怕是最枯燥的语法课，也能讲得妙趣横生，甚至连打哈欠的人都没有。我看着他，心里开始想：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以前选择学习烹饪，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学烹饪潮流的影响，想着学一门技术，就走上这条路了。但在遇到自考这个老师之后，我发现我内心真正想做的事，其实是当老师，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领域。
再考虑到我因为自考离开烹饪行业已经三年，落下了很多知识，再回去当厨师，其实并不占优势，并且这几年我在读书上的付出，也不亚于学厨，所以对放弃干厨师这个行业，没有太多不舍和惋惜的心情。
与此同时，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了。我学到“事物都是螺旋上升的”，想到了自己学厨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都感觉自己进步很慢，甚至有些倒退，但是总体来看我还是在进步，原来是这样一个道理；学到唯物论的时候，了解了“事物都有共性”，想到我学做拔丝的时候，不也是一直在研究炒菜和拔丝之间的联系吗？我觉得这门课很神奇，能对各个社会现实作出很好的解释，逐渐产生了兴趣。
基于这两个方面，我找到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学老师，我决定考研，报考马克思主义硕士。既会厨艺，又会英语，还了解马克思主义，无论以后当什么老师，都能言之有物，有深刻的思想和有趣的内容。
当时我已经26岁了，做这个决定，父母并没有阻拦，他们也看到了我在自考阶段做的努力和发挥的潜力，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双方都很有压力。在一次亲戚的生日宴上，亲戚的一个朋友问我现在在干嘛，我说我还在读书，他撂下一句“读书有什么用”甩袖子就走了，留下我跟我妈面面相觑。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读出个名堂来给你们看。
那段时间我几乎断了所有的社交，以前的同学们都纷纷工作、成家了，我也很有危机感，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来用。
我第一次考研是2006年，失败了。痛定思痛，我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总有亲戚问我：你不工作不娶媳妇吗？我也很受影响。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我不想让自己以后后悔当时没有再尝试一次，于是我破釜沉舟，决定再来一次。
第二次考研，不算上额外看的辅导书，光教材我看了60多遍，笔记做了十多本。考试那天的场景我历历在目，专业课四个大题，每一道题我都复习到了，顿时胸有成竹。那场考试三个小时我从头到尾奋笔疾书，写满了大概6页8开的试卷，交上卷的那一刻，我有种预感，我能考上了。
再战考研的时候，教材我看了60多遍。
出成绩那天，我非常忐忑，早上和中午都没吃下饭。家里没有电脑，我只能去网吧查分。下午我特地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和鞋，一路上心都悬在嗓子眼，点开成绩的那一刻，定睛一看，分非常高，害怕自己看错了，又查了一次才确认。笔试我考了专业第一，入读了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研究生期间，我感觉人生又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读研后，我依旧保持着每天学习14个小时的习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把图书馆里A类图书架上的几百本书看完。A类图书架上的书全是文科类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人文地理、历史......我统统都看。这么看了两年书，看事物、看世界的眼光都开阔了很多。
我很爱看书，并且每个类别都看。
调研经历让我学会了品人和观察人。当时，导师给我们布置了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的任务，需要找士农工商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来填写问卷。为了完成任务，我挨家挨户敲门请求他们填写问卷，这一路上遇到过瞪我的、一边填问卷一边挖苦讽刺我读书没用的、本来笑脸相迎但听我说是填问卷的之后对我破口大骂的......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都接触了一遍，长了见识，也学会了看人眼神，辨别人情世故。
读研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经历是给本科生讲课。当时导师给我们派了给本科生讲课的任务，抽签决定每个人讲的内容，我抽中了其中最枯燥的“辩证法中的质量不变规律”。当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为了讲好课，我很早就开始做准备了。我把马克思主义学院能听到的老师的课全听了一遍，想汲取老师们的经验。但真正要讲，大课90分钟的时长，我还是很犯愁。
我想到了我的老办法：背书。围绕着“质量不变规律”的关键词，寻找案例、佐证的材料、理论支撑的点、历史由来、未来方向，再把内容都背下来。这节课我从2009年的12月份左右一直备到了2010年的4月初左右。每天去学校操场，沿着跑道边走边默念课程材料。一直练习了四个月，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雪，都没有停过，慢慢培养和练习教学的感觉。
讲课当天，我的导师去旁听了，一旦我讲不好，他可以随时接替我继续讲下去。但当第一小节课结束时，导师就走了，让我好好讲，我当时就明白老师是觉得我没问题了。
这节课结束的时候，我走下讲台深深鞠了一躬，大教室里有近200个学生，给我热烈地鼓了掌。在之前，我对当老师这件事还只是向往，而在那一刻，我彻底爱上了这个讲台，有发自内心的渴望。
后来我遇到那节课上的学生，他们跟我打招呼，叫我“老师”，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跟他们一样都是学生，他们却跟我说，“您教我们一天课，那也是我们的老师”。我当时才明白，只要真心、用心地去对待学生，就会得到尊重，这件事更让我坚定了要当一名大学教师的理想。
我很热爱站在讲台上的感觉。
要做大学教师，就要继续读博士，但我觉得只有理论是不可行的，要经过社会的历练才能讲出好课。2012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去到天津津英中学做思政老师，高中课程对教学的要求更高，也更能锻炼人。
我硕士毕业后先去做了高中老师。
我在津英中学当了三年老师。这三年间，我自己研究了很多教学方法，比如编记忆口诀，背题方法，学生背书的时候，我也陪着他们一起背，提高艺考生的文化课成绩。同时，我也没有放弃考博，每天上班前、下班后，我还是照旧学习。2015年，我觉得实践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于是辞职开始全心备考。
为了有收入来源支撑备考生活，我转在辅导机构里做兼职，不全职当班主任只辅导学生，心理压力就小了很多。但也并非很清闲，当时我在5家机构做辅导，业内叫做“跑校”，我经常一天要跑好几个学校，需要跨越城市好几次，最忙的时候，晚上12点才下班，路上的时间，就成了我的复习时间。
每天早上5点05分，我起床洗漱，开始看我的专业课笔记，5点45分坐上去学校第一班公交车。时间太早天不亮，车厢和路灯都昏暗，我就靠在车窗上，把书侧着，借着微弱的月光看。下了公交还需骑一截车，我边骑车边背书。
午饭从来没有吃过炒菜，一个大饼夹鸡柳或者炒面，省钱省时间，边吃边看，吃完后再转移到商场里坐着看书。下班时正赶上晚高峰，等车的马路边是我的复习场，上车以后人挤人没有空隙，我就把书举着看。
这样努力了6个月，2016年，我顺利考上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离我的教师梦又近了一步。在博士期间，我也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同学约我7点去吃早饭、上早自习，但7点我早已坐在自习室里了，一开始他们还不信，后来发现我确实每天都这么早，就逐渐不叫我了。
2019年，我38岁，博士顺利毕业，有了此前三年的教学经历，找工作也很顺利，我成功被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聘用，走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讲台。
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梦想。
我一直很热爱这个职业，每节课我都会提前半小时到教室布置好板书和PPT，讲完课会对学生鞠躬并感谢。平时我会去看脱口秀，不是为了休闲，而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和脱口秀有共通之处，我要向脱口秀演员学习调动听众的情绪。
学习的习惯我也一直延续至今，夏天我会5点起床，冬天最晚也不超过6点半。每天起来，先背几首唐诗，学习古诗用词的准确与简练，以便于用到教学中去，唐诗三百首我已经背了六遍了。去学校地铁70分钟，我至少要看80多页书，3篇论文，记500字以上的笔记。下地铁到学校的途中就在脑子里把要讲的课过一遍，日复一日都是这样。
每天去上课的地铁时间，是我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
能从一个厨师走到大学讲师，是因为我走在了时间的前面，比别人准备得更充分。我是比较笨的人，开窍又很晚，和别人比，能做的就只有努力，别人花4小时，我就花8小时，别人花8小时，我就花16小时。不要小看这样的积累，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知识有知道得早和晚，只要一直在坚持，就总能弄懂。
给学生讲课时的我。
反过来想，起步晚、开窍晚也是一件挺好的事，一直下苦功夫、持续的努力成为了我的特长。也正是这样的特长，换来了未来的发展空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