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苏州业主，在「毒地」20米外沉默
文 | 罗晓兰
编辑 | 毛翊君
与毒地隔条马路
刚装修好还没散味儿，李飞就搬了进来。84平米，三室两厅，他早就打算好了，等过几年爸妈退休，就把他们接来，可以住一间，亲友做客也有客人房。
房子在一层，阳光不算好，但遛狗方便，也不会再吵到楼下。他特意为金毛和泰迪选的这里，一个人在苏州工作，它们是他孤单时重要的陪伴，每天等他回家，早上醒来也在床边。因为狗老掉毛，以前在城里都只能租民房或阁楼，每月房租1800，还得担心把房东的屋子弄乱，留下味道。
2019年成为峰誉庭的业主后，房贷和装修贷每月一万多，跟他开服装店最稳定时期的收入持平。他一下变抠了，不再去饭店吃饭，买超过10块钱的东西都要犹豫。第一次感受到生活艰辛，但他觉得值得，是“为了自己的家在奋斗”。
爸妈催他成家，托人介绍相亲对象时，会很骄傲地说，儿子靠一己之力在苏州站稳了脚跟。房子装好后，他们从辽宁老家开车来看他，爸爸开了一天一夜没睡，东北特有的火锅、好多床被子……塞了满满一车。但他们不算满意，因为早上六点多就能听见高铁声。
家里就李飞这个独子，爸妈都快60岁了，一个下岗后当司机，一个干洗碗工，总是省吃俭用。家乡是四五线小城，住在老一辈留下的老房里，条件没这边好。妈妈挺喜欢苏州的，爸爸虽然嫌潮湿，也和南方人的性格不对付，但有时很想儿子。
突然间，自己的家出现在新闻上，李飞不敢告诉爸妈。现在，爸爸已经退休，公司出了问题迟迟拿不到退休金，不久前在电话里跟他说，也许过几天就可以了，到时候给你还房贷。
这几年，他的计划一直被打乱。疫情来了，他的小店收入急剧下降，无法覆盖房贷。去年养了11年的金毛忽然去世，他把店铺转让出去，也没告诉爸妈。他35岁了，周围的朋友事业有成，结婚生子，他尤其羡慕交了十多年社保的人。大家再聚在一起嘻嘻哈哈时，李飞只想谈怎么挣钱，挣不到怎么办，他们都说他变了。
李飞的小区峰誉庭和另一个住宅区锦园，没有在“毒地”名单上，但和17号污染地块只隔着条马路，最近处相距20米。后者是精装房，更贵，只卖出一二十套。而峰誉庭一共6栋楼，大约700户，前3栋楼是苏钢厂职工的安置房，后一半是商品房——据多位业主讲述，里面住的大部分是外地人，八九成在30岁左右。
●绿地项目的规划图。讲述者供图
事发后，两个小区建了沟通群，300多人在里面。早在前年，雷丁中学（2号地块）没有如期开学，大家就发现了端倪。但学校离小区有一两公里，就没在意。去年4月，业主们看到消息，经督察组调查，4块地存在污染风险。大家还没意识到多严重，打12345无果，最后不了了之。周边的配套商场没如期开业，但仍在施工。有人路过，看到关于污染的红色警示牌，心想，也许里面是在治理呢。
直到今年，被爆出污染的地块变成了7块，很快又成了14块。陆家嘴集团称苏钢集团存在一系列侵权行为，引发舆论，随后苏钢回应，称是陆家嘴在开发施工作业时不规范造成二次污染。业主们看着双方相互推诿，谁都不信，只觉得不好的情况一步步向小区蔓延。
李飞说他搬来后开始胃疼，疼得受不了时要半夜去医院挂水。他认为之前身体不错，小病都扛着。好几个业主也在怀疑，自己的胃病与此有关。群里一直在讨论，以后怎么住，健康怎么办。他们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化学名词，看不懂，上网查。
有人自费去体检，检查结果没事，但还是担心有致癌物质，且癌症有潜伏期。一个29岁的女业主体检出血常规超标，每天失眠，要吃安眠药。以往她每天白天开窗通风，现在只敢开一个小时。她和丈夫今年在备孕，打算年底前要上孩子，现在担心胎儿也会染病。和她一样，有几个女业主最后暂停了怀孕计划，“走一步看一步吧”。家人催生催得紧，她过年不想回家了。
小区变得安静，楼下玩耍的小孩都被叫回了屋子。李飞买了空气净化器，花了几百块，“求个心理安慰”。遛狗时碰到同龄的狗友，叹了很多气。狗友将狗送给了亲戚，辞了工作回老家。他快崩溃了，好不容易在父母的支持下买了房子，现在出门要戴两层口罩，在家只敢喝买来的桶装水。他说住进来后自己开始失眠，流了几次鼻血。
想到父母的艰辛，以后的生活，他哭了几天。妈妈看到新闻，打电话安慰：“我们岁数还不算大，还能再赚点钱，日子起码过得下去。”他说，妈妈已经有很多白头发了，讲到这他哽咽住了。
一个高性价比的“家”
以前李飞没想过买房、在哪里定居。在苏州念完大学几年后，他提出要开家自己的服装店，爸妈掏出了十几万投资。这是笔不小的开销，但他们只说了句，尽力就好。李飞也因此很有压力，想着一定要做好。
店在姑苏区，六七平米，没什么准备工作，说开就开了。跟往常一样，他没什么规划，但他喜欢这工作，每天“屁股不着凳子”地忙活了近10年。2018年全国房价上涨，熟客提醒他，你怎么还不买房，再不买又要涨了。他想，对哦。
手里钱不多，只能挑偏远一点的地方，他看中了太湖旅游度假区那块儿，才知道非苏州户籍的人，在苏州买房要连续缴纳两年社保。等他通过技能考核，办好集体户口时，已经错过了那处房子。
第二年，他看到了峰誉庭，一下心动了。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对着沙盘，详细讲了这座“百万方大城”的规划：商业综合体有办公楼、公寓、商场，雷丁是国际化学校，幼儿园就三四所，还有白豸山公园。锦绣澜山这名字也霸气，据说一共要建5个小区。他看过附近的楼盘，都以这边为卖点。
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当时苏州新房均价两三万，峰誉庭只要1.4万，“非常、非常匹配我”。他没再看别的楼，但峰誉庭的开盘时间从5月推迟到10月，价格也变成了均价2万。李飞有些犹豫，想了想，等都等了，不买以后涨了要花更多钱。他调研过，不远处的一个新楼盘均价也要2.3万。
买！房子一共152万，首付近50万，装修贷了20多万，他掏出开店以来攒的所有钱。
●峰誉庭小区。讲述者供图
大学毕业后，他去北京工作过，是通过爸爸的关系，进了家国企。待了两个月，他实在不喜欢稳定的生活，坚定离职，回到苏州重新做服装行业。爸爸强烈阻拦，说要断绝父子关系，动员了很多亲友来劝他。李飞知道，爸爸下过岗，希望自己能给他争口气，一直以来都想他留在辽宁，进企业、单位，或考公务员。
以前李飞一犯错，爸爸不忍心揍他，就会揍自己，这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高考没考好，只能上大专，爸爸要他复读，或者读师范以后当老师，他不愿意，随便填了个苏州学校，选了园林专业。爸爸阻拦他，闹到亲戚都知道，李飞觉得烦，只想快点逃离。
最终，爸爸是妥协的一方。每年就是下达任务要他带女朋友回去，说以后有孩子了，直接扔给他们，什么都不用他管。后来他要开店、买房，都给予了支持。但爸妈没有买房经验，帮不上忙，说只要路不是泥巴路就行，让他自己注意。
峰誉庭在虎丘区浒墅关镇，是苏州偏远的西北角，距市中心近20公里。附近只有公交，没有地铁站，有业主到市区上班，单程要1个小时。大部分年轻人不觉得有什么，在高性价比面前，这里“相当于刚需入苏的首选之一”。
同在2019年，一对来自河南的情侣也在峰誉庭安了家。他们大学毕业后留在苏州工作，租了3年房，每月房租3000，每年涨300，实在受不了。在他们看来，峰誉庭房价不算特别低，但“五年一个城”的宏伟规划太吸引人，以后多繁华啊，孩子上学也方便。他们办了乔迁宴，很快在这里结了婚。“终于有了安身之处，能不开心吗？”
另一对90后情侣没房子，父母不同意结婚，着急之下在峰誉庭买了房。当时他们在浒墅关各处比对，看了十多套，最后定下这就因为是现房，期房等不起。而且，楼间距大，他们买了6层，夏天有风，冬天阳光温暖，“有家的感觉”。
●峰誉庭附近的商业设施，尚未开业。讲述者供图
得知家变成了“毒地”，李飞的第一个念头是“倒霉”。搬来后，他就常这么想。刚买房时，他好好设想过怎么布置——一定要有个落地窗，有张舒服的沙发，雨天时可以喝着热茶，看窗外绿化带上的花花草草。但现实有很大的落差，李飞要拆阳台上的栏杆，小区不让，说不安全。来回争辩，一波三折，落地窗最终都没有达到他满意的状态。
还没搬进来时，他被保安拦住要停车费，他解释自己是业主，没想到对方说你买不起就去退房。李飞说，这些是原来安置房的物业，“做很多决定，都没有通过我们业主的同意，后来申请换成了陆家嘴的物业，但一点事儿不干，卫生也不打扫”。
业主们都没筹备起自己的业委会，社区给的理由是，每一栋楼都得有代表，但前面三栋是苏钢的职工，老人们不懂有什么用。年轻人去投诉多次，都被拒绝。后来小区外要建变电站，离小区只有几十米，李飞说大家担心有辐射，去阻拦，陆家嘴公司说合同上写了。
李飞想起，签合同时，销售指哪儿就签哪儿。虽然没跟他提醒过什么不利因素，但他很放心。“陆家嘴是很大的国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这是业主群体的普遍心理。
他渐渐失望，安慰自己：认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万幸没有烂尾，房子挺好的，还能住。每月的贷款压得喘不过气，但想到父母，他给自己鼓劲，再坚持一两年，黎明就要到来了。没想到，又曝出“毒地”的消息。
想走走不了
11月16日下午，在小区门口，一个女人蹲地上大哭。她想给孩子转学，转不了，房贷压力也大。她说，自己就是老师，好不容易从外地考过来，早知道读那么多书都没有用，早知道不要考到这边来。视频被发在业主群里，大家都感慨“好心酸”，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服装店转让后，李飞开始去商场上班，在护肤品店当销售，能有公积金，减少点贷款压力。他同时去服装店干兼职，还做微商，继续卖衣服。每天早出晚归，几乎全年无休，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很愧疚，狗这么多年跟着自己也受罪了，天天关笼子里。
但还是还不上贷款，不久前他又跟爸妈借了2万块。买房前，他觉得成家麻烦，失业后，他也顾不过来想这事。每天，他给自己打气，装修贷还完，压力就小一些了，房贷利率也降了。买房时在高位，贷了100万要还近230万，每月房贷6400多，第二年降了200，到了上个月，渐渐降到5200。
“毒地”曝光后，峰誉庭小区的房源也很快从各平台下架。11月10日，中介黄碧云所在的门店接到了公司打来的下架通知电话，没说原因。9年前，她从安徽来苏州工厂打工，干了5年，实在熬不动夜班了。工友们说，做房地产蛮好的，她就转行做了中介。为了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自己也咬牙买下这里的房子。这里离浒墅关中心小学步行只要五六分钟，适合两个女儿就读，全家也可以团聚了。
●放学时段的浒墅关小学。讲述者供图
最近，她很久没开单了，连带看都没有。不单单是峰誉庭，她说整个镇都受到影响，有附近楼盘的二手房，降价十多万，客户还在观望。原本谈得差不多，定了双方见面的，也取消了。另一个附近的中介称，有看中了房子的客户退单了，包括租房的人。
个人交易也不行。11月16日，黄碧云打电话给几个银行，得知银行都不接受以峰誉庭小区房屋做抵押贷款。倒是有浙江或其他省外的客户，专门打电话过来，要买这小区的房子。黄碧云说下架了，对方不死心，想趁机捡漏，买来投资。电话那头问：便宜的有没有卖的？有没有1万的？有没有5000的？有的话让我联系。
今年二手房行情不好。以往金9银10，但这个秋天不行。10月底，黄碧云在朋友圈挂出一套峰誉庭的二手房，每隔两三天就打次广告，4天之内房子的标价就降了11万。
工作不顺，家里的房子也出了问题，39岁的黄碧云不知道怎么办。她的房子总价175万，首付50多万，她拿不出来，一半是向兄弟姐妹借的，到现在都没还清。丈夫是货车司机，常年在浙江，跑冷藏，基本住车上。买房后，丈夫贷款买了辆货车，刚跑两三年。车子快40万，每月车贷1万多。今年生意不好，油价又贵。
黄碧云最怕每个月还款日，要是断了会影响征信。有时钱周转不过来，又向家人借。最近，有业主去体检，查肿瘤抗体就要1000块。婆婆胃上有息肉，上个月在老家调理好了，一来苏州这边就疼，她也陷入怀疑，但体检费太贵，他们一家人都没去。
有条件的人走了，当地的业主回了父母家。大部分的人想走，走不了。黄碧云说，一家人租套公寓，起码要3000块。这些背着房贷的年轻人没有多余的钱，被问到收入和开支，他们的答案很一致：只够日常生活。
那对着急买婚房的90后夫妻，妻子做服务行业，月工资5000多。丈夫收入高不了多少，还会工作调派，之前大半年常驻外省。房贷加装修贷每月一万二，父母也无法帮衬：家里还有个弟弟。河南夫妻也搬不走，双方父母都是农民，帮不上忙。
去年以来，陆家嘴绿岸项目方承诺过出具小区的检测报告，一直没见到。业主们自发找律师和检测机构，没人接。大家都想退房。诉求提了几天，层层沟通。11月16日，业主代表、社区和绿岸相关负责人举行了三方会谈。截至目前，没有进展。业主群和沟通群变得安静，大家渐渐沉默，能做的只有等。
如果退不了房，李飞打算断供。曾经，很累时，想想还有一个房子，有个家，一切都是值得的。去年，他想过卖了房子回老家去，问了好些中介，算了算，加上装修要亏50万元。他现在很不甘心：“倾尽所有（换来）的让你安身的一个地方，现在你没有办法安身，这一切值得吗？”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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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保姆的假日，游荡在街头
农村女性从事家政行业，如今受到许多地方的鼓励，这既能帮助落后地区与家庭就业增收，也解决了很多城市家庭工作与育儿的燃眉之急。进城做住家保姆，是许多农村女性第一次走出家庭和家乡，前往陌生地方开始工作。离开家人，失去既有的人际网络，迎面撞上知识与生活方式的悬崖，住家保姆们陷入孤立。节假日无处可去的她们，甚至只能流浪在街头。
这是一种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痛苦。住家保姆多是40岁往上的女性，她们的城市化过程尤为艰难。
张兰提着蛋糕出门时，天才刚打亮。光线昏暗，她在没开灯的屋里穿梭。作为这个家的住家保姆，她熟练地铺床、洗漱，窸窸窣窣，发出不足以吵醒雇主夫妇和小孩的声响。每个清晨她都这么做，为了让雇主一家尽快吃上早餐。不过今天整理完内务之后，她需要离开这个家，出门休假。
她小心翼翼从冰箱里拿出雇主昨天嘱咐她带走的蛋糕，出门前还带走了前一天的垃圾，轻轻合上了门。在雇主家工作两年有余，张兰对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
走出单元门的时候，张兰打了个冷战。天津这处高档小区刚刚入春，树芽悄悄冒出尖来，风中还残留一丝冷冽。休假的一天突如其来，她眼神涣散，一时不知道该去哪儿。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女主人不知道从哪一次闲聊中记住了这件事，昨夜，她把张兰叫过去说：“阿姨，明天给你放一天假，去陪你儿子过生日吧。”按女主人的意思，她愿意把张兰这周末的假期挪到周中，让她好好去给儿子过个生日，还提前订了蛋糕。
张兰来自陕西安康的农村，今年48岁。她和家人向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几天前她和在天津打工的儿子通过电话，儿子说他生日当天还得上班，没空庆生。当然，在张兰心里，这不足以成为拒绝女主人好意的理由。所以，当女主人通知她休假并送给她蛋糕的时候，张兰下意识心虚地说了感谢。
来天津7年，张兰还是不懂得如何跟城里人一样放假。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住处，每月4天休假的日子，她必须在早上7点前出门、赶在晚上7点前回到雇主的家里。中间休假的12小时不知道该去哪里，让假期成了一种折磨。度过假期最安全、实惠的做法，就是在城市的街道里游荡。
她叹了口气，决定先去一公里外的公园待几个小时。几天前张兰在雇主家擦窗子，远远望见那里的桃花好像开了。晴朗的日子里，雇主一家总去那里露营。她需要跟去，去了也是工作，注意力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根本没精力关注花开没开，开得好不好。她对城里人露营的爱好也不太理解，她觉得只有吃撑了才会在大太阳底下烤着。年轻的时候她最恨艳阳天，这种天气埋头种地，总被晒得头昏眼花，直不起身子。
在家乡时，张兰喜欢逛街。镇子不大，每家店她都熟悉。重要的是在家乡，时间都是自己的，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但是在天津，她不得不出门，又很害怕在庞大的街区里迷路。于是，她只到雇主家附近的超市和公园去，消磨掉12个小时的休假时间。
在超市度假，唯一要应对的就是不断找上来的导购员。被张兰逐一拒绝后，导购员警惕地看着衣着朴素的她，对着同事挤眉弄眼。她有些慌张，不知道对方是看出她的窘迫还是怀疑她是小偷。她跑到生活用品区，买了一包抽纸离开。后来她在天津换了七、八家雇主，假期里她一共逛了十几家超市，临走前都会买上一些便宜的物品，比如牙刷，毛巾或者一瓶矿泉水。
这样的休假方式一直持续到一个下午，她无意间走到一个劳务市场。在一处大桥下挤着一群人，气质和周围高楼大厦不搭，他们穿着朴素，走路含胸。一个坐在小货车上的男人汗衫撩起来一半，手指间夹着烟与传单，眉飞色舞地介绍着饮料厂、电子厂、服装厂的需求。张兰一眼看出他是人群中最有权势的人。她挤上前去，抢到了一份在食品厂打包蛋卷和面包的活儿，150元一天。
假期终于有地方可去。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休假时张兰会带上健康证，到大桥下等中介用小货车把她们拉去不同的工厂。她很享受去工厂的那段路，因为在城市里，她很少有机会能与人平等地坐在一辆车上，轻松地吹着风。在雇主家那辆价值百万的小轿车里，她总是手忙脚乱地坐在后排照顾孩子。
做临时工短暂地结束了她的某种窘境。但到每年春天换雇主时，张兰都要花上一两个月时间，摸清附近的劳务市场在哪里。在此之前，在超市、公园里游晃的日子仍会复现。
张兰是村子里第一个来天津做住家保姆的人。2014年，第一个雇主给了她每月6500元的薪资。这个消息传回山窝里的老家，村子里那些守着贫瘠土地的女人们纷纷动起进城当保姆的心思。
56岁的沈玲和张兰来自同一个村子，在天津当保姆已经6年。历任雇主都雇她照顾老人，每个月有4天假。她很快也和张兰进入了相似的窘境。离开了雇主家，她只能在街头游荡。起初她还会花30元去小旅馆睡一天，三、四次后，沈玲觉得这太奢侈了：“就算一天只吃一顿，休一天假也得花50块。”
她开始和张兰一样，想办法找临时工。之后，沈玲大部分假期都去建筑工地打工，一天200元，中午还管一顿饭。可惜她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工地大部分工作对她来说强度都太大，她没坚持多久。加上没能找到其他轻松的活计，她被迫重新在城市游荡。
一次，她在小区三条街外找到一个地下通道，那里挤着拾荒者和流浪汉。沈玲觉得那是个好地方，在大城市，她和这些无处可归的人没有区别。那段时间，她总是在休假前一天趁雇主一家出门遛弯，把自己的大水壶接满，第二天带去这处秘密基地坐一整天。美中不足的是她没能如愿交到朋友。由于口音不同，很多攀谈都无疾而终。
她在这里找了新乐趣，就是观察人们的穿着。她企图从那些快速路过她的鞋子、服装里找到自己见过的款式。但这么过了一天她就觉得无趣了：“看多了，好像都差不多。”
沈玲这份合约在冬天来临前到期。她请求中介公司帮她找份没有假期的活儿。
“那只有（去照顾）植物人了，很累。”中介还没说完，她就答应了：“行。”沈玲通过取消假期，终于免去了休假的烦恼。
去天津当住家保姆在村里刮起潮流时，李春梅不心动，“这工作下贱。”当时她这么觉得。三年前，李春梅的儿子和儿媳结婚后在天津开了一家饭店，她跟着来了天津，在店里帮忙。结果店里生意惨淡，反而余出她这个人手。
于是，李春梅的儿子给她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工作，月薪5500元，每月休息三天。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不识字还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彻底不再想下贱不下贱的问题。有了高收入，儿子、儿媳手里没钱的时候也得靠她接济。李春梅在家里获得了不小的发言权。
起初每逢假日，她都去儿子店里或者出租屋度过。但饭店最终还是没活下来，儿子儿媳关掉店铺，南下进了广州的皮革厂打工。李春梅的假期变成了煎熬。后来，她与沈玲取得了联系，也开始在工地做临时工。但殊途同归，这群在城市里游荡的中年女性，最后大都只能通过取消假期，来消弭痛苦。
陆陆续续地，村子里越来越多女人到天津找住家保姆的工作。仅张兰认识的女人，就有十来个。不过，张兰很少和她们联系，庞大的城市规模和陌生的环境、规则，让女人们难以在他乡建立小团体，群体行动。
无所适从
张兰提着蛋糕穿过马路，离公园越近人越多。她暗自觉得手里的6寸蛋糕在人群中很扎眼。她驼起背来，心想路人指不定会纳闷：“哪有一大早拿着蛋糕去公园的？”她加快了步伐，不希望有人留意到自己。她穿过人群，穿过草坪，穿过石子小路，在公园树林的尽头找到一把长椅。长椅上落了厚厚的灰，这说明这里不常有人来，是个安全的地方。
在长椅上坐下来，张兰开始给儿子打电话。头两通没人接，第三次才接通。“说了今天上班啊。” 电话那头，炒勺和铁锅叮当作响，儿子没有耐心再听下去，挂断了电话。
于是，张兰切开蛋糕兀自吃了起来。她快速吞咽着，蜡烛和打火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旁的袋子里。
早先，张兰和中介约定了这个周末的假日去饮料厂做一天工。雇主的好心意外打乱了张兰的计划。她怕无故爽约会给中介留下不靠谱的印象，于是拿出手机发语音消息给中介，表示自己由于雇主计划出游，无法如约做工。等了很久，中介也没有回复消息。可能中介根本不在意，后来张兰继续跟着他去做临时工，就好像他不曾看过这条消息一样。
一直到太阳凌空，张兰才从长椅上起身。蛋糕还剩一半多，已经开始融化。她决定去吃饺子，一路上走得很慢，生怕走错迷路。到店后，张兰和往常一样，点了最便宜的鸡蛋西葫芦馅儿的饺子，18元。老板为张兰下单的时候狐疑地看了一眼蛋糕。
“能不能借您冰箱用一下？蛋糕快化了，留给我孙子的，他还在上游泳课，我下午来取。”张兰鼓起勇气撒了谎，把蛋糕交给饺子店老板保管。吃到一半，她开始感到不安：雇主常来这附近，如果和雇主打了照面就太尴尬了。她加速吃完剩下的饺子离开。
张兰只上过一年学，做住家保姆之前，她是典型的农村家庭主妇。2014年，丈夫积劳成疾，患上严重的腰椎间盘凸出，从砖厂回到家后无法再从事体力劳动，家里断了收入。当时，她的儿女们都在读高中，家庭开销不小。张兰扛起家庭的重担，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天津成为一名住家保姆。
对张兰和其他住家保姆来说，融入城市很艰难。她们所谓的城市生活，细究起来并不牢靠。她们寄居在雇主家中，没有自己的空间，落脚地也是工作地。另一方面，没有时间和空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藏在住家保姆的身份里，她们才是自如的。像张兰，她在雇主家耳聪目明、手脚麻利，游刃有余地捕捉雇主的需求，对方也相当满意。
对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在城市里来去自如是个难事。只要一离开雇主家，走到城市里，窘迫就迎面而来。“我走在街上，就像一个完全不懂外语的人被扔到国外一样。”张兰说，城市是迷宫，她看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差不多，不敢轻易探步。
在天津七年，她换过七、八个雇主，但始终说不清楚在哪个区，只能含糊说出附近有什么医院、幼儿园叫什么名字，雇主常去的商场是英文名，她也念不利索。在城市里，张兰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乘坐电梯、过马路、打车、购物时开口说话、拜托小区保安开门、被雇主孩子追问书本内容，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她都像突然被掐住了喉咙。
大城市的规则不为这些从山里来的女人而设。理解城市的规则，对于这些中年进城的住家保姆们来说过于困难。文化水平所限带来的不便，在走出家门后随处可现。一个人的时候，张兰很少搭公交。大城市的公交线路图在她眼中不是四通八达，而像一张蜘蛛网一样盘杂，让她头疼。真正需要外出办事的那几次，她都选择打车，尽管这不便宜，但也比走丢了好。张兰其实不识字，为了不暴露自己文盲的事实，她有时候她会提前让儿子把具体地址通过微信发给她，上车的时候，一言不发地把手机伸到司机眼前让司机看，宁愿司机把她当聋哑人。
刚开始打车时，她认不出“空车”和“有客”的牌子，不少出租车疾驰而过，留她局促地在原地招手。在老家安康，出租车司机往往不甘于只载一位客人，即便车上有人也会大声揽客，张兰从不看车内有无客人，只问顺路不顺路。在大城市，这么打车根本行不通。后来，儿子告诉她红色的就是有客，“看见绿色牌子再招手。”
张兰不愿在晚辈面前展现出在城市生活的无能，总是努力遮掩。向儿子求助的时候，她都会补上一句：“我都知道，只是忘了。”她看不懂雇主的文字信息，不得不频繁请求儿子帮她翻译和回复，这偶尔也会招致儿子的不耐烦。有段时间她下决心自己学识字。
雇主一家出门后，她有时间就偷偷用雇主家孩子的点读笔识字。女儿听说了，从网上给她买了点读笔和识字书。但忙碌的工作将她的时间盘剥得所剩无几，张兰很少有时间学习。每天给孩子们洗完澡，已经接近十二点，她才拿出书来看一眼，没多久就昏睡过去。识字计划烂尾后，张兰彻底失去在假日探索的兴趣，她再度在城市的迷宫里找不到“出口”。
李春梅也尝试过像城里人一样去享受城市的生活。2021年春天，她刷短视频得知附近公园即将举办放风筝的活动，于是计划去看看。边走边打听，她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却没有人放风筝。她在公园干坐了一上午，才发现自己记错了地方。事后，她有些自嘲地说：“笨人还是不要瞎跑，跑丢了还给人添麻烦。”
在街头游荡的时候，李春梅会遇见同小区其他保姆。起初她还会撒谎说自己正要去购买日用品，后来遇见得多了，便不再解释，对方也会心地问：“你休假也没地方去嘛？唉，我要是跟你同一天休就好了，我们买点零食去公园。”
从村里来天津的时候，沈玲花了一个多月才适应了整天关在高楼里的日子，“屋子太小了，急死人了。”活动范围的骤然缩小，让突然脱离土地的她开始感到孤独。
为了疏解这种焦灼，沈玲以质朴的方式寻求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们的慰藉。她竭力在雇主家表现得主动热情诚恳，认真擦洗家具、准备饭菜，主动和老人们讲述自己家乡的见闻，还托老家亲戚寄来特产送给雇主。最初无处可去的日子里，她隐约向雇主透露自己的境况，主动要求不休假。但老人却有不同想法：“人不能只工作的，得休息，何况合同上写的是26天，你多做几天我也不会给你薪水。”她明白，雇主也需要一个没有外人的假日。雇佣关系横在中间，双方终究有隔阂。
其实，沈玲在天津并非无亲无故，她的微信好友里就有八九个在天津的住家保姆。来天津前，她设想过假期和她们相聚游玩，但真来了才发现，天津太大了，大家分散在各个区，出门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放假日期还要由各自雇主确定。“人家哪天空了就让你放假，我也说不准。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沈玲说，她们几乎从未在假日相聚过。
城市生活的反噬
种种迹象表明，鲜少有住家保姆成功地对自己进行城市化改造。城市化改造失败后，住家保姆们以一种模糊暧昧的姿态，穿梭在城市生活之中。
每一任雇主，都曾对沈玲的生活习惯提出异议。雇主不理解为什么沈玲不习惯用洗脸巾，也难以容忍她总是做多了饭，导致剩饭。曾经有位雇主一直要求沈玲少做点饭，声称要健康饮食，结果，一家人盛完饭只剩一两勺，沈玲作为家中唯一做体力活的“成员”，总是吃不饱饭。这成了她唯一期待假日的理由：在假期，她做自己的主，可以吃上两顿饱饭。
在雇主家，沈玲始终小心翼翼。在工地打零工那阵子，她回雇主家前都要在工地附近的澡堂花15元洗一次澡，换一身干净衣服再回家。脏衣服也不会直接带回去，洗完澡她要洗衣服，搓掉脏衣服上的泥灰，湿漉漉地装进塑料袋带回雇主家。怕雇主看不惯滴水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她总是等夜里所有人都睡了，才小心翼翼把衣服挂到阳台上，第二天在所有人起床前把自己的衣服收回来。
她担心雇主们发现自己放假没有去享受生活。但其实没有人在意她假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雇主们只是在意，自己的阳台是不是湿哒哒的，潮气太重的话，他们的关节会疼。
与此同时，住家保姆们不可避免地被城市生活改变。尽管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她们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却在无形中被大城市的种种塑造着。回到乡村，她们身上隐藏的城市印痕显现出来，格格不入。
李春梅羡慕雇主们的家庭和睦。雇主的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程度超过她此前所能想象的极限。有一年情人节，雇主家的男主人给女主人买了一大捧花。晚上一家人出门吃饭，李春梅悄悄拿着花拍了几张照。不过这些照片她没发在朋友圈里，她知道即使发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这花是送给她的。
她还羡慕雇主一家人总是轻声细语，笑意盈盈。有一次雇主炒股一天亏损了七十万，一家人还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餐。她想到自己家总是因为钱争吵，似乎每个人都对彼此不满。她的家庭成员们总是怒气冲冲，大到彼此借钱不还，小到门口倒地的扫把没人扶起来，只要他们愿意，这些都可以成为吵架的主题。
在城市做了3年保姆后，她回家过年，和家人更加看不对眼。李春梅总是抱怨家里太冷、太空，冬天水管里流不出热水，被烟火熏得乌黑的墙壁也变得刺眼。春节期间，她总是在饭桌上唉声叹气，抱怨一家人关系冷漠，平日很少联系，一年就团聚一次也都各自低头玩手机。
这些在底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女人，成为住家保姆后相当于误闯了另一个阶层的生活。他们带着原生生活的晦涩，深度参与着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不断对比产生的落差感，进而演变成愤怒，反噬着她们和她们的家庭。
成为住家保姆之前，张兰从未感觉生活的艰苦。那时候她的儿女孝顺、家人身体健康，就已经让她知足。她最大的理想不过是给儿子在小城买一套房，让儿子成为城里人，女儿嫁给城里人。
见过雇主家的生活后，她开始对过去的贫穷有了新的认知，并时常痛恨这样的贫穷。
张兰的雇主年收入在千万以上，本打算雇一名高中学历的住家保姆。张兰面试时撒了谎，她只读过一年书，她谎称自己是高中学历，否则很难得到这个机会。好在她做事利索，为人诚实，在雇主家中也做了3年。
有时候她在猜，可能聪明的女主人已经察觉出来她学历“造假”，只是看在她胜任这份工作的份上，从未提起这件事。她跟着雇主旅游，住过3000元一晚的酒店，但这些都和她无关，假日无处可去的时候，她还是会去住几十块一天的旅馆。
图 | 张兰住过的便宜旅馆
张兰刚入职的第一年，女主人就为她准备了蛋糕和一个价值两千的手镯。她从没有收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担心自己还不起，又没有场合佩戴，再三推脱。女主人无奈之下，说出一句：“也就我们一件衣服的钱，收下吧。”
后来，她渐渐明白，这些善良，对于富有的雇主们来说很简单。作为穷人想要展现同等的善意，其实是一种奢侈。她的女主人是一名家庭主妇，已经多年不工作，每天都忙着给身边各种人解决困难。她以让身边所有人开心为乐，这其中也包括张兰。
在脑海中，她常常幻想自己也拥有这样殷实的家境。张兰深知不可能靠自己过上这样的生活，便经常给儿女们讲述雇主家的富有，激励儿女努力工作，“将来也让我沾光。”在女儿看来，母亲成为住家保姆后变得更加“虚荣”。
过春节的时候，张兰会在来客人的时候，摆上高脚杯，倒上烧酒，煞有介事地教这些农民晃杯。多数时候，高脚杯都摆在柜子里，旁边是一堆装农药的瓶子。
这在农村引来不少人笑话。其实，当天张兰准备了红酒，在丈夫的暗示下才换成烧酒，否则画面会显得更加荒诞。
客厅的茶几上，横躺着一只塑料的“翡翠白菜”。在城里打工的这些年，张兰家摆上了各种各样像这样的仿制品。
张兰的儿子到天津工作后，打车去母亲的雇主家不过半个小时。但他不愿意和母亲见面，控诉母亲每次见面都只聊雇主家小孩，总拉着他买玩具，这让他感觉自己也在给雇主家当保姆。张兰反驳道：“那还不是为了赚钱给你买房子。”
感叹一家人关系冷漠的同时，张兰又念叨起雇主家的生活。这个城市家庭每天都从塘沽区的学区房赶回滨海新区的别墅，为的只是和老人吃一顿晚饭。她又担忧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揣测自己卧病后儿女不会前来看望。
在雇主面前，张兰却一直在表演家庭幸福的桥段。她时常告诉女主人自己的一双儿女是多么恭顺，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温馨。以至于她经常撒谎，比如儿子给自己发了红包，女儿每天都要给她煲电话粥，实际上是她主动拨过去。可这也没什么错，张兰只是羡慕另一种生活罢了。
在超市消耗掉一整个下午，张兰决定回家。她返回饺子馆，拿走了剩下的蛋糕，在路边长椅上又吃了几口。牙齿开始隐隐作痛，她不敢多吃，停下叉子，看着蛋糕陷入纠结。丢掉可惜，带回去又会被质问，她实在不想在一个城市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悲凉。最后，她起身把蛋糕扔进了垃圾桶。
回到家后，她主动和雇主说，今天和儿子吃了火锅庆祝。随后熟练地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她的身影灵活地在雇主家的客厅、厨房穿梭，时不时还与女主人谈笑，那个呆滞的女人重新生动起来。
*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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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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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编不够了，名校把实习生推上讲台
顶尖中学的新老师，也许是还没毕业的实习生
老师，这个教育环节中绕不开的角色，越来越难做了。
当大量“非教学任务”、学生的心理问题、还有无法调和的家校矛盾，在日常的校园里越来越普遍时，老师们的话语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窄。
而另一方面，有限的教师编制与接连不断的入学潮，也暴露了很多学校师资不足的结构性困境。
这种情况下，像花妹这样毫无经验的实习老师就被推上了讲台。
面对意料之外的繁多工作与模糊的就业承诺，这个仓促站上讲台的“新老师”窥见了更多行业底色。
一
讲台上的老师，还是学生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站在讲台上，花妹紧张到不敢直视学生们的眼睛。
那是新初一的开学第一课，没有任何彩排，她手忙脚乱地从电子教学屏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像是背书一样，花妹迫切地想要把所有备课内容都展现出来。
学生们坐在台下，安静地盯着这位过于年轻的新老师，一声不吭。他们才刚刚升入这所全市顶尖的中学，从教室环境到课堂内容，一切都是新鲜的。
对还在读研二的花妹来说，这一切也是新鲜的，而且过于“新鲜”了。暑假前，她来应聘“实习老师”的岗位，“如果其他老师有事的话，你们就帮他代一下课”，负责面试的老师和她介绍说。但现在，她成了初一某班唯一的语文老师。
如今回想起来，那场面试更像是课间十分钟的一场师生谈心。老师问花妹有没有教学经验，她说没有，支教和家教都没有；问她想不想以后留校做老师，她说想，但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花妹忙着期末也来不及做攻略，只知道在市里数一数二，甚至在全国也排得上名。
对面的老师叹了口气说：“好了，我要去上课了，你把身份证号和银行卡 号发给我，就可以走了。”
直到暑假结束，新学期课表排出来了之后，她才发现，自己这个毫无经验的实习生，即将在之后的一个学期当中，以老师身份独自面对40多位个性迥异的学生。
关于如何上好一堂课，她的教学经验和刚拿到手的教材一样空白。
花妹给学生批改的作文内容
花妹一度以为，自己是凭运气找到的实习，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孤例。隔壁班的小刘是和她同批招进来的实习生，面试时也没有问到教育学知识、教材熟不熟等问题，反倒是让她评价一下自己的性格，至于教师资格证，也是默认她们都有了。
如此信任，可能是因为花妹和小刘都就读于同一所师范类重点高校。在班级群当中，她们经常可见这样的消息：“XX中学急招实习生老师，有意愿的同学今天联系！”“X中XX分校急需初中代课老师，有兴趣的速发简历。”
这些急招实习的学校往往都是极为重点的中学，甚至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顶尖中学。当学校里的老师不够时，同样是全国重点的师范类高校，就是一个极佳的招聘渠道。
招来新人后，年级组长总会鼓励大家：“教初一，以你们的知识是绝对够用的，你们目前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习惯培养好。”但对于花妹这样的实习老师来说，后者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学校一般都会给新老师配备一个“师父”，也就是有着丰富知识储备的老教师，可以在教学经验上给新人一些指点。但对于课本以外的突发情况，纵使师父们有再多的经验，实习老师也只能自己边摸索边实验。
花妹的“师父”是个德高望重的女老师，教龄已经有三十年了。有一次，花妹苦恼班上有学生总爱上课说话、还不服她管教，师父建议“可以让全班每人写一个妨碍自己学习的同学名字”。
师父说她之前有个徒弟就这样做的，那个被揪出来的同学意识到大家都这么讨厌自己后，真的痛改前非了。但师父也提醒，这个方法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孩子们可能会公报私仇，甚至会写上老师的名字。”
这让花妹更为纠结，因为她在班上最缺就是威信。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很多时候花妹都要假装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才能在学生面前树立教学威严。
花妹收上来的作业本上，学生用涂鸦的方式给她留言
她所教的那个班，班主任是一个严肃的男老师，几乎从来都不笑。不仅学生都怕他，连花妹自己也怕，每次看到班主任的消息，她心里都会紧张一下，“就像小时候老师把你叫到办公室里问话的感觉一样。”
花妹常常感觉，自己就是教师团队里的一个无名小卒。她在带语文早读的时候，数学老师总会不打招呼就直接进来，抱着一大摞卷子坐到讲台上，边改边叫学生上来订错。“这样一来，学生们都会很紧张，就没有人在认真读书了，我早起来带的语文早读就废了。”
但她也不敢说什么。在这些老师面前，花妹觉得自己都有可能是随时被叫到讲台前订错的学生。
二
当老师越来越难了
把毫无准备的实习老师推上讲台，在这背后，暴露出顶尖中学正在面临的结构困境——大批学生正在涌入师资紧缺的中学。越是好学校，学生越多，来不及招募和培训新老师，实习老师便成了应急的选择。
阿美在同市的另一所重点高中教语文，入职这三年，她对学生数量的变化深有体会：“最早一个年级只有5个班，下一届就变成8、9个，再往后变成了11个班，到现在我们这一届已经有15个班了。”
不仅班的数量变多了，而且班上的学生数量也变多了。最早为了保障教学质量，一个班人数也就在30左右，但是现在每个班至少40个学生。
花妹在教师节收到的贺卡
这不仅是一所学校存在的问题，放眼全国，阿美的观察也有迹可循。2022年，国内的初中减少了391所，但初中阶段的招生数却增加了25.94万。仅仅是北京，升入初中的孩子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3万，入学人数在增长，学校的总数却在减少，班额增大也是必然结果。
但学校们不会为了应对一时的“入学潮”就扩大教师的招聘数量。一方面是长远来看，出生率整体是下降的，当下的“入学潮”只是一场短暂的繁荣；另一方面，能给的教师编也没有那么多。
这种情况下，招收不需要给编制的实习老师正是应急的最优解。
在花妹教书的年级和学科，正式老师和实习生的比例达到了1:1，每个正式老师带两个班，实习生每人带一个班。这个安排下，还有学校对升学率的考虑，“重点班不会让实习老师带，我们只会带普通班。”
而对于学校来说，即使招到了实习生，对于有可能产生的师资变动也不得不提前规划。比如在花妹的学校，所有已入职的女老师都需要报备近一两年是否有备孕计划。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班的师资组合：假如班上有一个老师计划怀孕，那么她就不能当班主任，这个班上的其他老师也都得是近期不打算怀孕的老师。
除此之外，和教学不相关的大部分杂活也都摊派到了实习老师头上，包括：试卷的排版印刷、组织各项学生活动、编辑运营公众号、带领学生们参加比赛……因为他们“年轻、有精力、学习能力强”。
花妹的桌子上需要常备金嗓子喉片和水果，在下课后用来润喉
像花妹这样的实习生，不仅要承担日常的教学任务，同时还兼任副班主任，需要带领学生参加校运动会和课外拓展实践活动，这些都是老师们眼里的“苦差事”。那次运动会，所有的实习老师都被要求作为副班主任陪同班级一起参加，他们和班上的学生们一起，就是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整天。
没过多久，学校又迎来一场教学检查，这种表演任务再一次分给了实习老师。那晚回到宿舍，她仿佛又变回了一个赶着做课堂展示的大学生，几乎熬了一个通宵。
但忙里忙外，当花妹问到关于实习老师毕业后是否可以留校任职的问题，学校那边给出的回答只是“不要着急，教师编的名额每年都不确定，还得看机遇。”
最让新老师们感到头疼的，还是面对复杂的家校关系。顶尖中学往往对家长的意见极为重视，在阿美教书的学校，就有专门的反馈渠道，家长可以直接向校方反映老师的问题，很多新老师也因此收到过家长的质询。
阿美的同事就经历过一次荒诞的事情。那天，她发现班上有个孩子没有好好吃饭，出于对孩子身体的关心，她把情况反映给了家长。但孩子却因为老师和家长的过度关心表现出了逆反心理，结果，家长立刻反过来投诉老师：“你挑拨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现在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你造成的，你撒谎，你对你的话不负责任。”还责令学校立刻撤换一名新的班主任。
明明是善意的提醒，却成了矛盾的导火索。年轻的老师们被困在学校和家长之间，既捧不稳“铁饭碗”，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
三
一学期有什么用
回到教学现场，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与学生打交道。
花妹的师父总结过一个经验：“如果学生字写的比较小，那可能这个孩子的心理就比较敏感，需要多注意。”刚入职的新老师们由于经验所限，在面对学生时会更加小心翼翼。
有一次，花妹在监考时，看见一个学生作弊，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把他当众叫起来，因为“怕伤孩子的自尊心”。而对于那些不认真上课的同学，花妹也只敢抓很调皮的男生当典型，对于说小话却又“脸皮薄”的女同学，她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担心“学生受批评之后，心理会产生一些影响”。
她希望自己作为老师，能给学生们起到好的影响，但作为实习老师，她还拿捏不准影响是怎样起效的。
花妹让上课不听话的学生罚抄错字的小纸条，收上来之后还有学生调皮的回复
学生往往是一面折射社会与家庭环境的镜子。去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报告。虽然和前两年相比，孩子们的抑郁风险在数据上降低了，但仍然占到14.8%，在这其中，家庭因素密切相关。当老师们在学校处理学生问题时，面对的往往是一整个家庭的问题。
花妹就遇到过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天，她在班上表扬了所有考试90分以上的同学，结果下课后立刻被一个孩子追问：“老师，我妈妈说我也考了90分，为啥你不表扬我？”
再次核查了孩子的分数后，花妹确认他只考了68分。她猜想，应该是孩子的家长提前登录了成绩系统，为了不打击孩子，骗他说上了90。但显然，家长把道德难题留给了老师——“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既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又不破坏家长谎言背后的善意？”
而阿美则遇到过更为糟糕的情况。她班里有一个孩子，常常吞吃大量的胃药来故意伤害自己，因为孩子希望“我如果真的病倒了，就可以去医院住院了，这样爸爸妈妈就能真的关心关心我了。”
她也跟孩子的家长了解过情况。父母两人是名校毕业的研究生，给了孩子非常优渥得到物质生活，但因为性格相冲，在家里总会因为小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孩子在目睹了父母吵架后，心中十分痛苦，也只能在和老师阿美谈心的时候才能倾诉出来：“我跟同学在一起就非常快乐，但周末回家都很痛苦，我不想跟爸妈在一起。”
对于大部分的老师来说，现在的他们既像是“保姆”，也是“心理医生”。承担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却并没接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岗前培训。
在阿美印象里，三年前她刚入职的时候，有一周的时间用来参加各种讲座和会议中。讲座上会有代表教师发言，也会派发一些教学工作手册，但内容基本都是大而化之的教育空话——“强调爱，强调关心，强调师道”。讲座结束之后，新教师们还要提交两千字纸面材料作为培训感悟。
但对于阿美来说，当她面对每个性格各异的学生时，这些培训的作用几乎为0，“等你到现实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时，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直到现在，阿美都时常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眼下，教学日历即将翻来12月，这个学期也来到了尾声。花妹马上也就要结束这一份实习工作，从老师的身份变回一名学生。
她想起自己在教师节时，收到过一张来自学生的贺卡，上面写着：“希望跟您度过快乐的三个春秋。”手里拿着这张卡片，花妹感到很是心虚：“因为我真的就是临时上岗，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只带一个学期。”
但她从来没跟学生们提过这件事。因为同事提醒过她：“如果学生知道你只带一个学期，他们在课上会不那么专注，作业也是随便应付应付就行了。”
花妹在教师节收到的贺卡上，学生写着：“我期待着与您共度3个春秋。”
“实习老师”终究也只是一个讲台上的替补演员，花妹知道，无论自己与这批孩子建立了多么深厚的情谊，时间一到她就得离开。而学校关于教师编那充满不确定的入职承诺，让她也不得不考虑换一座城市就业。
那这一批可爱的学生到底之后谁来接手呢？学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安排。有的说会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校区去上课，也有说借调新的老师来接手，这都是花妹打听到的消息。
老师和学校，似乎都在走一步看一步。
作者 啾老师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赵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