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的这资料很全。但没有说到新四军的情况。新四军研究会的官方网站有文章提到新四军七师的和含支队从事特种贸易。作者是七师及根据地的财经负责人之子，人大77级学生，已经退休多年。读过他写的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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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辉与七师富甲全军的经济奇迹】
三、运用执政优势，拓展特种贸易
1943年春，为进一步巩固扩大皖江东部的和含根据地，继而开辟江浦、全椒两县的游击区，控制淮南路东至浦口一线，直逼南京城下，确保七师与二师、军部的交通联系，七师以300多人的和含独立团（团长马长炎）为基础，与七师55团一部分组编成和含支队，全支队成立时共1000余人（不包括区乡武装、地方游击队）。师参谋长孙仲德兼支队长，黄火星任政委，副支队长马长炎、参谋长张铚秀。下辖四个大队、1个特务连、1个教导队。这一敌区临近南京、西控淮南线、东迫津浦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南京沦陷后，即为敌、伪、顽、我必争之地，三方势力犬牙交错，反复割据，由于多头收租收粮，生产力破坏极大。当地百姓迫于生计，大量种植鸦片，形成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中心。我方控制这一地区后，即设货检机构，先禁种烟，不仅无效，反遭百姓抵制；后实行特税，税率30~40%，百姓仍私相交易，防不胜防。货检没收的鸦片亦不知如何处理。1943年夏，蔡辉根据含和货管处的情况汇报，报经曾希圣和区党委批准，决定利用和含地区的鸦片资源，作为对敌贸易的特殊武器。任命和西大队赵鹏程【注三十五】兼任和含货管处处长。起初的“特货”来源一是货检机构查没；二是实物税。随着根据地实行禁烟和私营鸦片，统由含和货管处管辖的公司收购后，交贸易总局集成号易货军品、军械、美元、黄金，重点保障军队特需。蔡辉经曾希圣授权，指令赵鹏程与贸易总局单线联系，负责“特货”组织。赵鹏程是和县陈家沟人，早年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参加了青帮，排行悟字辈。因辈分高，被称为赵二爷。抗战后，利用青帮师徒关系，收编国民党溃军，建立和县抗日游击队，1938年率队参加新四军。和含青帮约10万人之众。每村每乡都有大大小小的刀会、番会。赵鹏程既有政府委令在身，又有武装力量（和西大队下辖二个由当地人组成的游击中队）在手，更有帮会龙头老大的威信，他广收“门徒”，广结朋友，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把禁烟控货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和含地区的财经收入，很快成为皖江贸易总局新的财源。和含支队的军工生产也借势大大发展。《新四军第七师》一文中记载：“含和支队至1944年，兵工厂由一个发展为三个分厂，发展四、五百名工人，兵工厂生产的机器和物资材料的原料，主要是通过和西大队赵鹏程的关系，在敌占区建立采购网，从车床到炸药、无缝钢管，都能从敌占区安全地运到兵工厂，再由工人们制造手榴弹、地雷、枪支、布匹、弹药。这些武器弹药不仅能基本保证含和支队部队的战斗力量需要和干部战士的衣服，而且还武装了和含敌区的民兵，加强了根据地的整体力量。含和支队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先后办起了被服、毛巾、鞋袜等六个小工厂，专门生产军需用品。”（解放后，赵鹏程曾任安徽省体委副主任，文革中这段工作也成为“罪名”。）
抗战期间国内的鸦片贸易都以政权为背景。鸦片贸易从来都是暴利性交易，抗战期间则由各方特务机构秘密掌控。日寇是由关东军特务机构主管，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的特别活动经费和伪满洲国政府财政经费，80%依赖鸦片交易收入。国民党则由戴笠的特务系统和胡宗南，汤恩伯的部队勾结，与敌伪区做特货生意。我方的贸易关系也兼具特工性质。在敌伪顽区，鸦片是特权的象征，只有掌控军政大权的达官贵人才有权支配；有需求的豪商巨富们则不惜千金求购。我方利用所做掌握的鸦片，在对敌经济战中大大增加了砝码，发挥了三大特殊作用：
1、 通过与敌伪内部高层的秘密交易，我方进一步获得大量情报机要、军火、黄金美钞。
2、 通过鸦片交易，收买、控制了敌伪一些重要岗位各个环节的军警人员，为我军地下交通线和军品采购线的开辟和安全，大大减少了意外风险。货物在受检被堵的关键时刻，一包鸦片就可能化险为夷。
3、 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我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客观上对抗日救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
鸦片特货贸易究竟规模有多大？由于历史的原因，史料没有披露。但其在特殊时期尤其在敌工情报工作领域的特殊作用，应予以正确评估。
经一年的努力，自1943年春~1944年春，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财经收入以贸易性收入和流通税收为两大支撑点，实现高速增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也取得进一步发展。这一年，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比1942年净增长2倍以上，不少于6000万元。1944年1月24日~10月9日，七师分3次上交军部14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