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1）
六
毛泽东去世后，潘汉年终于在一九八二年获得平反。中共中央在平反《通知》中赞扬潘汉年“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认为这是正义终获伸张，沉冤终于得雪，潘汉年已可含笑九泉；而中共的这个评价也可算是对潘的盖棺定论了。对于这样的认识，我是深不以为然的。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并不是说潘汉年不该平反，而是因为这种认识将一个政党对党员的要求和评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本国国民或本民族族人的要求和评价混淆了，将前者取代了后者。而这两者是有极大区别的。因为一个政党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它所属的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相同的，有时不但不相同甚至是对立的。就潘汉年个人的遭遇言，我对他受到毛泽东不公的对待寄予同情；但是，无论当初他被冤枉还是后来被平反，这都是中共党内的事，是中共站在一党私利的立场上作出的决定，与广大中国人民不相干。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潘汉年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抗战时期所做的事情与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因此对他的评价最终还得由中国人民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来做，才是最合适的，也是真正能盖棺定论的。当年，潘汉年执行毛泽东和中共的指令，勾结日本侵略军和日本特务，勾结投靠日本军阀的汪精卫伪政权，破坏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抗日大业，这种行为违背了中国人的立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样的人，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叛徒和民族败类，是一个应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汉奸卖国贼！所以，如果我们承认这个《通知》，承认这样的人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那岂不是在公然侮辱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公然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所以那样的评价，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决不同意的！
潘汉年已经死去多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后人怎样去评价他，有不同看法本不是问题。但有一点需要我们明白的是：所有评价者的观点，实际上也反映了评价者的世界观、是非观和政治立场。如果一个错误的观点得到广泛流传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那就不仅仅是评价者有问题，包括这个社会都有问题了。在评价潘汉年问题上，我以为就暴露了这个问题。以尹骐所著的《潘汉年传》一书来说，他一方面在书中勇敢地揭露出了潘汉年勾结日伪的一些具体的、明显的罪行，但同时在书中又对潘表露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该书的封面、封底都印了十六个大字：“一代英才，千古奇冤。剑胆琴心，辉映后人”，对潘充满了溢美之情。这就令我要感到惊奇了，难道一个做汉奸卖国贼的还可以“辉映后人”？若如此，则尹骐先生岂不是在鼓励所有中国人都去学潘汉年作汉奸？在这里，我丝毫也没有讥笑尹骐先生的意思；而且该书封面、封底的设计有可能只是出版者之所为。但我还是感到有点可悲。因为若将所有中国人的智力分上中下三等的话，我以为尹骐先生的智力至少可属中等以上；然而中等以上智力的人，遇到潘汉年这样的案例也会有如此自相矛盾的、与中国传统道德观、是非观背道而驰的看法，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其黑白是非的标准原本就不是很清楚的，而自从出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在中国流行以后，这些标准就变得更加模糊起来，有些连是非黑白都被颠倒了，以致令不少人迷失了正确思辨的能力，误入歧途或陷入矛盾而不自知。于此，又可见中共某些观念蛊惑人心的厉害，可见中国人的思想已被中共毒害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以潘汉年为典型，将潘汉年们义无反顾地作汉奸的思想根源深入地挖掘一下、剖析一下、批判一下，唯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分清正邪，以警挽人心。
我曾这样比较潘汉年和吴开先这两个人：他们几乎是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也都加入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然后一个选择了三民主义抛弃了共产党，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抛弃了国民党。这一选一抛之间，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从他们后来都各自成为他们党的重要干部这一点看，除了他们都具备一定的才干，更与他们服膺其所选择的主义有关，并不都如瞿秋白说的那样是“历史的误会”。因此之故，到了抗日战争他们一个英勇抗日，被日本人逮捕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而宁死不肯投降；一个则无视国家和民族大义，热心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勾结日、伪而奔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上，这两人的行为南辕北辙。而发生会这样的差别，谁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信仰的主义在起作用？
那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呢？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一般人看来都是新潮的、“革命”的主义。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热血青年或加入了国民党，或加入了共产党，也有两个党都加入过的，如潘汉年、吴开先然。但是，这两个主义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三民主义强调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和自强，严守了中国人传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共产主义强调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国际主义义务。所以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否定传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我以为就是这两种不同的主义，对潘、吴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当人们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观念以后，他们的世界观就会与原来的、传统的观念渐行渐远，并最终会在何为爱国、何为汉奸卖国的认识上，产生一个与传统的、广大中国人民不同的标准。当这种新的观念占据了潘汉年们的大脑以后，当“党”命令他们“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去做那些勾结日伪的汉奸卖国勾当时，他们就会如喝了迷魂药一样不再以此为耻，甚至反以为荣。同样，当这种观念占据了尹骐们的大脑以后，也会使他们在评判潘汉年的时候看不到潘汉年对人民的背叛而只看见他对党的忠诚。
共产党人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与广大中国人不同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呢？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看，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为了这个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都要靠边站；当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不顾。在这方面，被中共捧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列宁曾为各国共产党做出过“光辉榜样”；而前述毛泽东和中共叛国、卖国的种种行为，乃至潘汉年们的卖国汉奸行为，我以为也莫不由此而来。
